古有秦始皇用秦国小篆统一天下文字的标准，今有联合国将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作为其在各项事务中的工作语言；西欧5-15世纪时将拉丁语作为各民族间的交际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亦明确规定“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古今中外为文字的统一作出了各种努力，我由此思考，《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看似毫无用处的法律其实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性。它的必然性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随意简化汉字，任意生造字，滥用省略语，盲用外文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看似无关痛痒，却在无形中消解着传统汉字的尊严；此外，它在维护国家统一与主权，推动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私以为，语言文字的使用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中国人目前使用的无非是四种“语言”——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外来语言。方言和民族语言均是地方性的，倘若没有普通话的推广，语言很可能成为地区间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大屏障。当然，推广普通话与保护地区性语言并不矛盾，我国实行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语言文字政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非必要场合中，方言也完全可以使用。中华文化有其包容性，因此恰当使用外国文字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下中国人不啻把普通话中夹杂几句英语作为时尚的说话方式，有些用人单位甚至将熟练掌握并运用英语作为首要聘用条件。与此同时，西方大众文化中一些淫秽、暴力的词汇也随之传入中国，严重污染了汉语的生态环境，所以汉语有必要在保持自身优势地位的“度”上使用外来语言。
汉语的复杂性从来都不能阻挡其走向国际化的脚步，实际上，“推广”普通话绝不应只停留在国内各项语言行为中，该法第21条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李泉教授在其论文中提出，将“大华语”作为海外汉语教学“合格的语言标准”，所谓“大华语”就是指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性，并且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差别不宜太大的“普通话”。说到底，还是“度”的问题，无论是大陆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亦或是新加坡和外国华人的“华语”，它们都“本是同根生”，既然无法达到一个完全一致的理想化标准，又“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在汉语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守住标准普通话的阵地，但同时也得把握好普通话“国际化”的“度”。
读完该法，另外一点感受便是“准确”，这主要见于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须经审定，使用外国语言为播音用语须经批准，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应作注释等几条规定中。无论是语法规则还是语义重心，各个语言间都存在诸多不同。以中文和英文为例，把汉语中的“抱佛脚”说成grab the Buddha's foot，会让人误会成是要去抢劫金佛；再观之各种古诗词的英译，这不仅有失准确，更破坏了汉语天然组合之下形成的美感。
语言是文明与社会形成的首要条件，不管是纵观汉字发展的历史，还是横看汉语走向世界的轨迹，语言的现代化都将是永恒的命题。我们在追求汉字减省化、术语标准化等现代化标准的同时，还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运作与规范保持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促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