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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这里隐含了一些表面上的悖论：（1）要做到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无论从发心、过程还是结果上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一切没有答案。比如到什么程度算是忠、算是信？即便衡量标准可树立，当涉及我与他人之时，又如何可以做到客观与真实？若从对他人有益的角度讲，如何把握其功利面和功利程度？（2）当忠与信在以往几千年来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当其在百余年来历史巨变中遭遇反复击打，它的服务性的指向是否只能走向如今追寻人格独立的末流？或者说，它除了某种服务性的指向，还有没有其它？
如果把忠和信作为价值和人的存世结构来评判，恐怕还是要回到“价值背后的支撑”这样的问题上来，而这即是要追溯到诸如忠和信是如何达成的问题。“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两句话里，共同处是都存在一个“他”——作为“我”，是如何抵及“他”的？其回答是：“我”之深处，向来有一个“他”，永恒地有一个“他”在。
我们的出生即是首先出于父母这两位他者的印记，我们的成长所依无不彰显了他者的存在，就连我们日常所用也都是无不假他人之手而得其所用——如果个体向来被孤绝，那么个体连自我意识都无法产生，甚至连可被称为个体的这种东西都无以存在。这便是我之深处恒定有他的重要事实。
我之深处恒定有他，并不是我与他的相互投射，也并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相互隶属，而是说我与他共同构建和编织的世界前提里，有了我的存在，亦即：并非先有了我这样的个体，才有了数目上的包含他人的世界，而是人在人的世界里有了人，也就是有了我这样的我。
所以说，“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这句话里的谋、忠、交、信都具有人的世界的建构作用，或者狭窄地看待：忠与谋是出于自身和自身发展需要，是在世本身这件事情，需要我们能够从忠和信出发，它们是关于在世的深厚确认，是寻找自信的配方。这便要超过后世封建忠君的意指，忠君之忠是用，是出于左右他人的昏暗与偏狭，是对本应更深入的人与人关系的另一层利益上的拟制。
忠与信的理解与践行，可以让那个被称为自我的东西走向稳定，因为即便从消极的角度讲，无论内在秩序还是外在秩序，其建立总归是要有基础的。
傳不習乎？不经实践，不得其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