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路遥同在西安生活了四年，却缘悭一面，无一语交。这该怪我。彼此见面的机会，其实是有的，怎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两年和九十年代的最初两年，世事纷纭，心事摧颓，我沉湎于叔本华和王国维的著作，摩挲着《两当轩集》和《南唐二主词》，实在提不起与人往还的热情和兴趣。
好在，路遥的作品并未与人俱去，也不曾与时俱灭。作品是作者的心灵密码，阅读是可靠的读心术。刘勰说：“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作者的气质和个性，他的趣味和价值观，皆隐约或彰著地表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没有什么比文学作品更能让读者看见作者的内心世界。
我反复细读了路遥的所有作品，也下了些“知人论世”的笨功夫，接触了大量关于他的背景信息和外围资料。我向陕西作协的一位长者，打听过某老批评家对《人生》的态度和评价，得到的信息与我的预料完全一致，不禁莞尔而笑；听到一位老作家回忆路遥在八十年代末对猝然降临的压力和威胁的反应，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恐惧，不禁为之恻然；听一位评论家回忆路遥讲过的一句气贯长虹、石破天惊的话，一句关于他将来的文学抱负的话，一句只有亢直不挠的猛士才能讲出的话，我很是意外，深感震撼，感受到了路遥灵魂深处的奔放和不羁，感受到了拜伦式的决绝、普希金式的激情和赫尔岑式的勇气——我希望，这位批评家把路遥讲这句话的情景和细节，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下来；我希望，他将来有机会把这句话告诉更多的读者。
我喜欢路遥这个充满个性魅力的人，喜欢他的蕴蓄着爱与泪的作品。我喜欢他阳光一样的热情，喜欢他泥土一样的质朴，喜欢他大地一样的宽厚，喜欢他星夜一样的深沉，甚至喜欢他艾草一样的苦涩和巨石一样的凝重。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一团火——一团爱的火，一团诗的火，一团理想主义的火，一团人道主义的火。
在我的认知里，路遥接受莎士比亚、雨果、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文学经验，具有明显的十九世纪文学气质，属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谱系，是中国当代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家之一。
我用了数十万字的篇幅，从多个角度和维度，来说明路遥为谁写作，为何写作，如何写作；来说明他为何如此伟大，为何值得人们尊敬和热爱。
喜爱一个作家，你就想为他做一些事情，就想说服更多的人了解他，接受他，并像你一样喜爱他。
1995年底，路遥去世三周年的时候，我在《陕西日报》的“秦岭”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念想路遥》的短文。
2002年底，我在《南方文坛》上发表了《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
2007年11月，我编选的《路遥十五年祭》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同年，还以编年的方式编辑出版了《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此后的几年间，我零零碎碎地写了一些关于路遥的评论文章。
从事编辑工作期间，经过一番周折，我将路遥全部作品的版权，拿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平凡的世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先后多次印刷，很受读者欢迎；这算是了却了路遥的一个心愿，也弥补了《当代》杂志草率退稿的失误和遗憾。2005年5月，《路遥文集》（五卷本）出版；2006年1月，《人生》单行本出版。然而，《在困难的日子里》和《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单行本，却迟迟未见印行。令人尤为诧愕的是，我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路遥所有作品的版权，都被转移到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失而复得，很不容易；得而复失，非常可惜。
担任《文学评论》副主编期间，我策划了“路遥研究专辑”，组织了三篇由专家和作家撰写的论文。在《文学评论》2018年第三期的“编后记”里，我用这样一段文字，说明了我们的编辑意图：“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面。正是通过现实主义文学，我们可以了解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生活及读者的关系方面，在把握时代情绪及表现道德诗意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成熟度。如果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衰颓不振，它的文学成就，就存在整体性的缺陷，也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高度。路遥的小说写作，朴素而又深沉，庄严而又热情，表现出一种充满诗意的崇高基调，属于我们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路遥的文学经验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种种‘消极写作’之弊害。这就是我们组织和发表‘路遥研究专辑’的原因。”
2019年10月，我参与策划和组织了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陕西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研讨会。
2018年11月，《重估俄苏文学》出版后，我想一鼓作气，撰写《中俄文学之交》一书，然后，再写一部研究路遥的专著。但是，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一半是至论，一半是偏解——论鲁迅与俄苏文学之交》（《文艺争鸣》2019年第8期），我便感到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的机缘未到，卦在未济——“濡其尾，无攸利”，遂知难而退，停寝其事。
这样，我就将路遥研究提上了日程。
现在，这部前前后后写了二十年、集中时间写了三四年的书稿，终于要告竣了。
我把自己阅读路遥作品所感受到的，所思考过的，都写在这里了。
苏轼晚年，体弱多病，疾有增无减，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儿子苏过诵米芾《宝月观赋》，他听之未半，分外惊喜，跃然而起，称赞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他在给米芾的信中说：“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他甚至以“愦愦”自责。
虽然向往读者与作者心照神交的默契境界，虽然也尽心竭力，欲臻此境，但我仍不敢自必，说自己完全理解了路遥，完全理解了这个伟大作家的作品。也许，若干年后，回头再看，我也会像苏东坡那样，虽“二十年相从”，终于还是该以“愦愦”自责的吧。
有人也许会问：你如此喜欢路遥，如此激赏路遥，是不是因为你们都是陕北人？
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产生了一位如此伟大的作家，当然是一件让人骄傲的事情。但是，仅仅因为地缘的关系，而沾沾然地喜欢一个作家，而矜矜然地吹捧一个作家，无疑是件庸俗可笑的事情。
我曾经说过，我倒希望路遥出生在陕南，希望某些陕南作家出生在陕北；这样，对前者的褒赞，可获公正之美誉，对后者的弹击，可得无私之佳声。
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作家趣味格调低下，语言半通不通，叙事沉闷乏味，描写虚假夸张，所选择的语调轻佻儇薄，所塑造的人物破碎支离，那么，他祖籍何处，占籍何地，又有什么意义呢？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最后，还有一些感谢的话要说。
此书的章节，陆陆续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和《东吴学术》上。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朋友付出的辛劳。
感谢陕西文学界朋友的帮助，感谢多位陕北老乡的支持。
感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接纳和出版这部书稿。
当年，在谢望新先生的支持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广州的《花城》杂志刊发；而今，我的这部研究路遥的书稿，也将在黄红丽女士的支持下，在广州的出版社面世。
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在全球化时代（Global Era）和大数据时代（Big Data Era），这前现代的规律，似乎已然失效。华东，尤其是华南，业已成为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引擎。那蔚蓝的世界，那大海的故乡，是中国改革的最前沿，也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地方。路遥和我的书，先后在位于中国东南的广州出版，这看似偶然的巧合，实是必然的遇合。我们应该感谢全球化时代所提供的和平环境与发展机遇，感谢大数据时代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进程和同步化信息分享方式；我们应该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也应该铭记这“收实功于东南”的美好缘分。
有人说，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其实，时间和空间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内容，人的感受必然是处于具体空间的时代感受。知道一个人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在什么时间，大体就可以推知他的命运、境遇和心情。完全超越具体时空而体验到普遍的世界感受，或体验到浩渺无边的宇宙感受，大概只有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主义者才能办到吧。
古书里说，“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这样的境界，固然高妙，可惜我还达不到。在令人心烦意乱的时刻，我不仅未能做到泰然自若，脱然无累，还深感焦虑和惭耻。无赖刘三故乡的事，塔拉斯·布尔巴故乡的事，新冠病毒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和侵扰，都使我心绪不宁。从早到晚盯着手机，看“公告”如何出笼，看“战况”如何发展，看“毒株”如何变异，看lock down和shut down如何进行。然而，花费了很多时间，耗去了很多心力，却仍旧没有看出个究竟，于是，便怃然，忿然，惶然，大有无可如何之感。这部书稿写作的迟滞，与这时势和心情，颇有些关系。
Alas！在非理性语境下的极端冲突和纷乱事象中，你看见了前现代的混乱和无序，也看见了后现代的疯狂和荒诞，恰像读一部《尤利西斯》式的小说，又像看一部《等待戈多》式的戏剧。打开充满魔幻色彩的超级文本，你耐心地一页页地看过来，却完全找不到进入意义世界的线索，完全看不到价值世界的光芒，只觉得沉闷和空虚，只觉得无趣和无望。在这些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反逻辑的叙事里，你所期待的，未见脱祸而归来，你所厌恶的，也未见沮败而受罚。白居易在《读史五首》里说：“阴德既必报，阳祸岂虚施。人事虽可罔，天道终难欺。明则有刑辟，幽则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诛之。”人世间的冤情和祸事，一旦严重到无法言说的程度，人们就只好寄希望于天道和神祇。这希望也许很虚妄，但犹愈于毫无希望。
我喜欢在文章的末尾，注明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这种薄物细故，虽然很是区区，但却暗示着作者在特殊情境下的感受和心情。刘禹锡在《何卜赋》里说：“或昔而成，或今而亏。君问曷由，主张其时。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所谓“主张其时”，就是说人间的“成”和“亏”，都是由“时”决定的。呜呼！时之义，亦大矣。可轻忽哉！可轻忽哉！
2023年2月14日再改，平西府
（本文是作者所著《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之“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