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卷十二·三二】
壬戌，余与陶西圃镛，俱以翰林改官。陶先乞病。庚午，余亦解组随园。陶与余同踏月，云：“偷得闲身是此宵，白门何处不琼瑶?芒鞋醉踏三更月，犹认霜华共早朝。”壬申，余从陕西归。陶方起病赴都，见赠云：“草草销魂过白门，故人招我住随园。同看昨岁此时雪，仍倒空山累夕尊。竹压千竿青失影，峰铺四面白无痕。君行万里诗奇绝，何意重逢一快论!”余置酒，出路上诗相示。陶读至《扁鹊墓》云：“一坏尚起膏肓疾，九死难医嫉妒心。”不觉泪下。询其故，为一爱姬被夫人见逐故也。余欲安其意，适家婢招儿，年将笄矣，问：“肯事陶官人否?”笑曰：“诺。”遂以赠之。正月七日，方毓川掌科、王孟亭太守、朱草衣布衣、吕星垣进士，添箱赠枕，各赋《催妆》。陶有诗云：“脱赠临歧感故人，相携风雪不嫌贫。当他意处无多少，未老年华欲仕身。”余和云：“故人临别最销魂，万里携囊袱被身。欲折长条无别物，自家山里一枝春。”十余年后，陶从山右迁楚中司马，挈招儿再过随园，则子女成行矣。子时行，小名佛保，亦能诗。《听雨》云：“连朝三日碧苔生，疏馆萧条夜气清。红烛当筵花拂帽，爱听春雨到天明。”《雨窗》云：“照眼花枝亚短墙，晓看风雨太颠狂。生憎帘卷危檐近，点点飘来溅笔床。”佛保入泮后，年二十，以瘵疾亡。
壬戌，指乾隆七年，1742年。是年，袁枚从翰林院庶吉士外放知县。
陶镛，字序东，号西圃。乾隆已未（四年）进士，授庶常，改知北直武强县。廉惠爱民，以忧归。起补山西洪洞令，调知乐平，三聘同考，搜罗称得士。寻迁宜昌司马，引疾旋里，杜门不妄交接，惟日以诗书自娱。（见《芜湖县志》）
庚午，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年，袁枚辞官。
壬申，乾隆十七年，1752年。是年，袁枚赴陕西任职，未到职即辞官返回。
累夕，连续几个晚上。唐·刘长卿《题冤句宋少府厅留别》：“一言重然诺，累夕陪宴慰。”
将笄，指古时十四岁的女子。古代女子十五岁就把头发梳拢来，挽一个髻，插上叫做笄(ji)的首饰，叫笄礼。加笄后就表示她已成年，所以女子到了成年，叫“笄年”，又称“及笄”。《礼·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将笄，故未及。所以是指女子十四周岁。笄：古代束发用的簪子。
方世儁，（？—1769年），字毓川，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太仆寺少卿，外授陕西布政使。二十九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二年，调湖南巡抚。后被控婪索属员，狱成被杀。（儁，音jùn，古时候意思和俊相同，指的是才智超群的人。《春秋繁露·爵国》：“十人者曰豪，百人者曰杰，千人者曰俊，万人者曰英。”有时候也表示光彩的意思。）
掌科，官名。明代指六科掌印者。洪武六年(1373年)铸六科给事中印,推各科给事中年长者掌之。二十四年,定各科都给事中一人,掌本科印,故名。清代沿袭。
王箴舆，（1693年—1758年），字敬倚，号孟亭。（详见《闲读<随园诗话>（29）》）
朱卉，字草衣，初名灏，字夌江，芜湖人。寓居金陵。布衣诗人。袁枚友。
吕星垣，(1753年—1821年)，字叔讷，号湘皋、映微、应尾，大学士吕宫五世孙。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年，辟雍礼成，进颂册，钦取一等一名，选训导。后官河间县知县。清著名文学家。少即以文学名。与同里洪亮吉、孙星衍、杨伦、黄景仁、赵怀玉、徐书受齐名，时称“毗陵七子”。乾隆四十八年(1783)住京城。
催妆，亦称“催粧”。旧俗新妇出嫁，必多次催促，始梳妆启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谓北朝婚礼，夫家领人挟车至女家，高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上车始止。宋时其礼仪又不同。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娶妇》：“凡娶媳妇……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粧冠帔花粉，女家回公裳花幞头之类。”文人则因此俗有催妆诗词。其后文人集中催妆诗词，类为应酬之作，非必成于成婚之夕。
山右，山的西侧。特指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右，故称。
连朝，音lián zhāo。 意思是连日。
亚，还有以下字义。垂；低垂。韦庄《对雪献薛常侍》：松装粉穗临窗亚，水结冰锤簇溜悬。俯；偃俯。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压；低压。欧阳修《渔家傲》：叶重如将青玉亚，花轻疑是红绡挂。掩；闭。蔡伸《丑奴儿慢》：花笼淡月，重门深亚。
笔床，传统文具，搁放毛笔的专用器物。起源较早，南朝·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琉璃砚盒，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
入泮，指的是中国古代学生的入学仪式。在古代，凡是新入学的生员，都需进行称为“入冸”的入学仪式。
瘵疾，音zhài jí，意思是疫病，亦指痨病。
【闲言碎语】
袁枚赠婢女给陶镛的故事，后世传播太广。事情不复杂，但是评价各异。在此，我们既不赘述，也不评价了。
袁枚在本条诗话中说，吕星垣进士亦有《催妆》诗作贺，我估计是他记忆错误了。吕星垣只是贡生，在国子监读过书，但一辈子也没有考试进士。虽然以诗名世，还身列“毗陵七子”，由于没有进士出身，所以一生最大的官职是直隶河间知县。另外，假如袁枚赠婢给陶镛在壬申年，也就是乾隆十七年的话，那么，出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吕星垣还没有来到人世，吟诗作赋断断是不可能的。
诗话里说到的方世儁，与袁枚、陶镛是同年，都是乾隆四年考上的进士。这种关系在古代官场上属于比较亲密的关系。袁枚在此记录的方世儁的职务为掌科，这在清代官职中比较少见。这里必须说到一个设置在内阁中的但又不归内阁管辖的一个特殊机构——六科。
六科的设置始于明朝洪武年间。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对明朝各大机构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三大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全部被裁撤，原先隶属于中书省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直接置于皇帝监管之下，成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各部置尚书（正二品）一人，总管本部政务，下有左右侍郎（正三品）各一人，为尚书之副。除了六部之外，明朝还有个与六部名称相对于的机构，那就是六科（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六部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许多人就会想当然的以为六科应该是六部的下属机构，而事实上，六科与六部不存在任何组织关系。六科属于监察机构，但它既不从属于六部，也不从属于都察院（全国最高监察机构），而是完全独立的机构。六科中的每科设一名给事中（正七品），下有左右给事中（从七品）各一人，以及一般的给事中四至八人。《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 六科官员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六部事务，核查圣旨与奏章执行情况并归档，还能参与充当各级考试参与官，参加只有各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以上官员才能参加的廷议（议决重大政务）、廷推（推荐高级官员人选）。六科官员职级不高，但权力极大，连各部尚书见他们也是恭敬有加，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清初沿明制，六科为独立机构，六科各设都给事中满汉各1人，给事中满汉各1人，秩正五品。康熙五年（1666年），改都给事中为掌印给事中。雍正元年（1723）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同任漕、盐等差，品级亦提高为正五品。
方世儁被袁枚称为掌科，应是时任六科中某科的掌印给事中。作为皇帝身边人，其后来的仕途发展很顺利，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任贵州巡抚，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调任湖南巡抚。没有想到，两年后，竟然因为在贵州巡抚任上婪索部下而被革职查办，最后被下刑部大狱，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黔省因运铅屡屡迟缓误期遭乾隆帝多次饬查，贵州巡抚良卿为推卸责任，上折弹劾下属威宁州知州刘标。九月十一日，乾隆帝下谕：刘标著革职拿问，交与该抚严行审究。良卿于九月下旬上奏：审讯革职威宁州知州刘标，其亏缺铜本脚价银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余两，少铅七百余万斤，又缺工本脚价银十余万两。请将专管铅务的粮驿道永泰以及知府马元烈革职究审，并恳派大臣来黔会审。乾隆帝于十月初四日降旨：永泰、马元烈革职，派内阁学士富察善前往详查严审。不料，被良卿奏请革职的永泰，向户部呈报刘标亏空缘由，揭发贵州按察使高积私卖官家水银，其中涉及良卿。乾隆帝得知后于十月十五日下谕：永泰揭报高积违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关系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办，著湖广总督吴达善往黔，会同钦派侍郎钱维城审讯，务令水落石出，“以惩积弊”。
不久，案情发展，不仅现任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难逃罪责，前任巡抚方世儁等官也被牵涉。在刘标呈控铜厂赔累及各上司勒索缘由的簿册中，记有各官索银详情，前巡抚方世儁计勒索白银六千余两。乾隆帝得知大怒，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连下五谕，敕令从三个方面严查。其一，审查高积。其二，复审良卿。其三，革方世儁职。逮解贵州严审。十一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连下三道旨，指出高积、良卿贪婪一案，业据高积等一一供认，并究出前任方世儁亦有索取金银等事，命将高积等人革职，将方之家人及其侄孙等人犯拿解黔省质讯，其本籍家产予以查抄。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二日，乾隆皇帝最终下谕判决：“良卿著依拟处斩，即于贵州省城令钦差大臣监视正法。方世儁在黔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一事受贿盈千，著绞监候，秋后处决。”旨到，良卿被处斩于贵州省城。方世儁亦于此年秋天伏法。
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身边工作人员，终于因为婪索属员而被处死。这样的事情似乎至今未绝。分析其产生原因、预防办法、惩治措施的文章太多太多了，但这类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产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算了，不想这些了，闲言碎语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