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音
一
第一次见到良子哥的时候，他12岁，我9岁，他上四年级，我上二年级。他的个子经我高出整整一头，脏兮兮的样子让人看了极不舒服。
良子哥喊我妹妹，我却不喊他哥哥，我喊他的名字李国良，或是干脆叫他“哎”，在我心里，他只不过是我家收留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已。
我父亲当时是村上的民兵连长。1982年，村上搞联产承包，父亲和母亲一起承包了村南的一片苹果园，父亲能干，又懂技术，我们家苹果的产量比一般人家的都高，日子过得在村上数一数二。
然而，好景不长。1984年夏天，父亲从果园锄草回来，到村西的河里洗澡，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再也没能上来。后来，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母亲介绍了继父。继父家里很穷，好不容易讨上媳妇，媳妇却因为忍受不了贫穷跟一个倒卖粮食的外省人跑了。于是，从那天起，继父和他的儿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因为苹果园里缺人，父亲过世后的第二个月，继父便来到我们家，我和母亲住东屋，继父和良子哥住西屋。
继父是个很能吃苦的汉子，整天泡在果园里，晚上也不回家。
母亲忙得有时顾不过来，便给我们俩每人5毛钱，在学校的小卖部里买烧饼吃。小卖部的烧饼是老板从镇上买来的，有时当天卖不了隔一夜便馊了，老板心黑，把前一天放馊的烧饼混在当天进来的新烧饼中一起卖。因为常常买到馊烧饼，后来良子哥便干脆学着做饭，刚开始时，他经常做糊，即便他把不糊的饭菜给我吃，自己吃糊的，我也不愿意理他。
学校离家里有三里多远，要翻过一座山梁，山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半人高的蒿草，有时还会听到不远处的狼叫。母亲不放心，让我和良子哥一起上学，并嘱咐良子哥照看好我。我不愿让同学们笑话良子哥的那张黑脸，良子哥第一次帮我背书包时，我狠狠地甩开了他，自顾自地向前走。所以，每次上学我们两个经常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
二
夏日的一天，放了学我做完值日，同村的人早回家了，我和良子哥背着书包一前一后地往家走。走到半路上，天突然暗了下来，云层很低，黑压压的，连不远处的村子都看不见了。一直跟在我身后的良子哥，突然跑上来拉起我的手往家的方向跑，我吓得不知所措，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跑。
刚跑了十几米，天上突然掉下冰雹来，先是玉米粒大小的冰雹稀稀拉拉地落下来，眨眼间，变成了鹌鹑蛋那么大，良子哥一把把我推到路边的岩石下，两手抱着头，下巴抵着我的脑袋，整个身子压在我的身上。这样过了足有十分钟，天空才渐渐有了亮光。冰雹过后，只剩下雨，我从良子哥的身子下挣扎起来，看到地上到处都是冰雹，足有十多厘米厚，我推了推良子哥，这才发现他的上衣背后都是血，血水混着雨水不停地从脑袋上往下淌。良子哥蜷缩在地上，紧皱着眉头，牙齿不停地打着架。
我不知所措，吓得站在雨中哇哇大哭。
不一会儿，母亲披着一条麻袋赶来了，一见良子哥的样子，母亲一把将自己的上衣扯下一大块，手忙脚乱地缠到良子哥头上，然后将麻袋搭在他身上，蹲下身背起良子哥就往镇上跑。
四五里的山路，到处都是冰雹，母亲背着和她个头差不多的良子哥，一口气跑到了镇上的医院，路上鞋跑丢了都没有发觉。
母亲的老寒腿便是那时落下的，直到现在，每逢阴天下雨，母亲便不时用拳头去捶自己的膝盖。后来，每每说起那天的事，良子哥的眼圈都红红的。
那一年的冰雹，把方园几公里的庄稼全毁了。瞅着园子里被冰雹打折的树干和落了一地的青果，继你只得把果园重新修理了一下，在树档间种上了黄豆。
1990年，我15岁，家里园里的承包合同到期了，有人给村长送了礼，加之继父是外来户，村里便把果园包给了别人。继父气得几天吃不下东西，那段时间，夜里常常听到继父和母亲的叹息声。没有了果园，继父从集市上买了几只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日子虽不如从前宽裕，但也能凑合。
1991年冬天，继父在后山上放羊，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胳膊折了。到县城的医院拍CT时，竟然在继父胳膊骨折处发现了癌细胞，医生说这种病是因为长期接触农药感染造成的。想到那些年继父天天背着药桶给苹果树喷药，有时天热连衬衫都不穿时，母亲追悔莫及。医生给继父做了手术，把胳膊上那段病变的坏骨头锯掉，然后，抽了一根肋骨接上，但手术并没有留住继父离去的脚步，第二年麦收时，继父还是离开了我们。
继父的死，让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许多。我很清楚，继父的病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光了，以现在的家境，母亲肯定无力供我们两个人同时读书。而良子哥马上面临高考勤，我担心一旦他考上大学，母亲肯定会让我退学的，我很了解母亲，这样的决定，她做得出来。
然而，事实并没有向我想象的方向发展。高考后的第二天，良子哥给母亲留下一卦信便去了省城打工。在信中他说，参加高考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实力；没有了父亲，自己有责任支撑起这个家。他还说，妹妹，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哥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完大学。。。。。。。
良子哥的高考成绩比录取分数线高出16分，分数下来的那段时间，母亲发疯似的到处打听良子哥的去向，还专门坐车去了省城，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建筑工地，仍然没能找到他。最终，这一切成了母亲后半生永远的愧疚。
三
1993年秋天，我如愿以偿地被南开大学录取。
初冬的一天中午，我从图书馆看书回来，同宿舍的人说母亲托一个老乡给我捎来了过冬的衣服。打开包袱，里面是一条毛裤和一件崭新的羽绒服，摸着那件羽绒服，睡在我上铺的杜梅惊呼道：“哎，我说淑敏，你妈可真舍得给花钱啊，这羽绒服还真是羽绒的哩！”我问送衣服的人呢，她们说已经走了。我听了，良久无语。我知道，这羽绒服肯定是良子哥买的，当时，羽绒服刚刚时兴，价格特别贵，别说是学生，就是一般上班的人穿这东西也特别少。杜梅说，你老乡一来就问这问那的，看样子挺关心你的。我说，那不是我老乡，是我哥。她说那他干吗要说是你老乡呢，我咬了一下唇，眼泪涌了上来。
我在天津读书的第二年，哥哥和本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生下了侄子小强。毕业后，我分到了县城，也结了婚，有了孩子，良子哥则在离我不远的一家工地上打工。
2004年初冬的一天，我正在单位整理报表，突然接到嫂子打来的电话，嫂子哭着告诉我，良子哥在给新盖的大楼外墙刷漆时，拴脚手架的铁丝脱了钩，良子哥和另一名工人从三楼高的架子上掉了下来，这会儿正在送往第三人民医院的途中。
我扔掉手中的东西，奔出门打车往第三医院赶，在急诊室门口撞见同村的两个人，他们正从车上往下抬良子哥，良子哥的嘴角上、脸上、身上到处是血，我抓住他的手，一边喊着哥一边呜呜地哭。听到我的喊声，良子哥努力睁开眼，喃喃地说了一句：“妹妹，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娘和你侄就交给你了！”我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
良子哥摔折了左腿和两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进了肺里，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我一直站在门外，心乱如麻。当医生走出来告诉我病人已脱离危险时，我忽然两脚一软，跌坐在地上。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和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在我生命里竟是如此重要。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18年前的那个夏日，当他用身体阴挡住向我袭来的冰雹时，我的生命便注定与他再难割舍。
人们都说，血浓于水，然而，比血更浓的，却是这种生死相依的亲情。有一种情，叫相依为命，它离幸福最近，且不会破碎，那是一种天长地久的相互渗透，是一种融入彼此生命的温暖。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