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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为 贵》
文/黎峰
中国是礼仪之邦。在礼的普遍适用中，产生了“儒”，孔子也做过儒生，但这和儒家学派联系不大。儒家要求尊礼崇德是变化发展的，体现为扬弃，为肯定之中有否定，这就是“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礼记·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遇夫先生《论语疏论》说：“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
《论语》对“和”的理解和运用有新高度，最核心的表现就是六个字：“礼之用，和为贵”。 儒家首次提出知礼、尚礼、用礼不能“知和而和”的可贵品质，也即是说繁文缛节不足明礼，看到“和”的恰到好处，把它作为一种难得的标准“贵”来坚持，从而达到“斯为美”——和谐之美。
孔子是用“和”高手，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答林放“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告子贡“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诫君子“约之以礼，可以弗畔”（《雍也》），强调“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主张“三年之丧”“丧致乎哀而止”。孔子爱礼不拘礼，抓住了“和”的本质。
孔子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立礼以和，更把“和”的概念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和”。（《子路》）“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不同”，进而要认可和接受“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相同自然不用“和”了，不同才要“和”。但“和”不是融为一体，而是彼此共存，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互相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和而不同”相比于礼之“和”又有发展，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精神。“和而不同”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矛盾，在此基础上只要求在不同见解中能互相尊重、吸收，和谐共处但不盲目苟同、随波逐流，这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典型思维特点和方式。
相对于“和而不同”，孔子还有一句话：“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周而不比”与“和而不同”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更倾向于讲团结。“周”就是广泛地团结大多数。而“比”就是比附于人，有“勾结”的贬义。一个有修养的君子，他有博爱、包容的胸怀，平等的看待任何人，用真诚的心与人融洽相处，不会刻意分别亲疏薄厚。君子之交，看重的是道义，求的是大同而存小异。而小人只有利益上的相互勾结利用，故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没有做人的底线。
孔子循循然善诱人，抛出“和”的观点，先解决“礼”的恰当，接着解决为人做事“容”的根本，又延伸到团结的重要性，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