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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时候起，母亲就告诉我们兄妹仨她没有“文化”。
我们问她什么是“文化”？
母亲说没文化就是不识字，到了城里分不清男女厕所，就像《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卖了闺女，按了手印还不知道上面写了啥；没文化就是不识数，不会算账，让人坑了还不知道；没文化就是睁眼瞎。总之，没文化很可怕。
母亲告诫我们要好好学文化，有了文化就能长本事。等长了本事，长大后就可以离开我们那个偏僻、落后的穷旮旯。
母亲生于1941年，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夭折了。
姥爷姥姥吃尽没文化的亏，省吃俭用让大舅上了学，为的是将来能写会算，顶门立户。后来，大舅在村里当了多年的支部书记。
解放前后，穷人的家里，女孩子很少有上学的。那时学文化是有性别有重点之分的。
大姨十七、八岁就嫁人了。母亲成了家里的得力帮手。推碾推磨，割草打柴，挑水扫地，摊煎饼做饭，洗锅刷碗，上山下地，帮姥姥拉扯小的。
那时刚解放，村里人动员姥爷姥姥让母亲去上学识字，姥爷实在是拿不出钱买书本，哀叹母亲这辈子投错了人家。
母亲非常想上学，很羡慕能够上学的小伙伴，走到学校旁边就迈不开腿了，她想听听里面讲得啥。
“我要上学，我要有文化”，这是母亲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事。
学堂里放学，母亲追随着上学的小伙伴，坐在村里的大石牛槽上听唱歌看写字。
驻村的干部和学校的老师见母亲灵气，经常在教室外面徘徊，反复到姥爷家里做工作，说母亲是棵好苗子。姥爷一个劲地抽烟落泪，姥姥唉声叹气，哭天抹泪，实在是没有办法。
母亲就这样被耽误了学文化。
50年代初，从互助组往合作社过渡，那时家家户户都很穷，像姥爷姥姥人口多的家庭早早就揭不开锅了。
母亲那时十三、四岁，领着六、七岁的三姨和三、四岁二舅去要饭。从寒冬到春寒料峭，一去大半个月，姥爷姥姥既担心又无可奈何。
我生于70年代初，记得那时村里还经常有要饭的。每当看到讨饭的，母亲即使自己没得吃，也要先打发要饭的。她常说：“要饭的棍子不好提，要饭的筐不好挎啊。”
母亲常说她要是有点点文化，她早就是好样的了。这话应该一点不假。
1958年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化前后，姥爷家的境况有所改善，三姨和二舅都能上得起学了。后来，三姨进了县里的水泥厂做了化验员。二舅参军，在部队服役八年后专业进了东风化肥厂。每当这姊妹仨在一起的时候，对那段要饭的日子嘘唏不已。二舅三姨总忘不了母亲带他们讨生活。母亲是生不逢时，让穷给硬生生地耽搁下了。
母亲十五、六岁就到社里参加劳动。那时各家各户孩子多，为了让母亲们能全身心投入田间劳动，村里成立了育红班。育红班刚成立之初，孩子少，母亲年龄小，就让她带孩子。
多亏了母亲的一个堂哥，我的一个当老师的大舅，经常教母亲认字，教母亲一些方法技巧以及童谣。
母亲说她听一遍，她不懂。但到了夜里她就反复念叨，第二天她就能像模像样地教给小孩们。大舅夸母亲是个人才。
驻村有个姓李的干部见母亲聪明能干，想动员母亲去公社的供销社去工作，问母亲会背“小九九”吗？可惜母亲没文化，什么也不懂。
母亲常说起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她带着三舅代表全公社参加了县里的汇报演出。
那时没有公路，没有车，母亲背着三舅去演出，走了50多里的山路，回来时，发了好吃的桃酥，满满一大篮子。
母亲的记忆特别好，在我小的时候，甚至二十世纪初我的女儿小时候，她还能唱一些童谣。有一首是这样的：
小黄瓜，长又长，爬到高，乘风凉，大风吹过去，身体荡几荡。
有一次，我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这原来是五、六十年代儿童教材里的一首童谣：
小黄瓜，细又长，全身穿着绿衣裳。能做菜，能做汤，大家快来尝一尝。
还有一个版本：
小黄瓜，细又长。身上穿着绿衣裳，又当水果又当菜。大家快来尝一尝。
很显然，母亲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再创造。
母亲还会声情并茂地唱一个歌谣：
老南瓜，面悠悠，俺在姥娘家待一秋，姥娘喜，妗子瞅 。妗子妗子你别瞅，麦子黄梢俺就走。吃顿包子俺就走。
大舅送到大门外，二舅送到庄头上。大舅二舅都回去。
二舅送到了小河沿儿，外甥外甥你再来。二舅你回去吧，路上慢着走，李子开花我再来。
有据可查的版本是这样的：
小豆芽,弯弯钩,俺到姥姥家过一冬,姥姥见了心欢喜,妗子瞅俺翻白眼,妗子妗子您别(bai) 瞅,楝子开花俺就走!
母亲把这一段经历叫“哄孩子”。后来，一方面母亲没有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多挣工分，就放弃了，到生产队干活了。
母亲是干活的好手，那时一个壮男劳力干满一天记10分，母亲能拿到9分5。
1963年秋，母亲嫁到我们村之前，在村里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
母亲一直戴着一顶“没有文化”的沉重的帽子，做什么都要主动交代自己没文化。这是事实，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托词？但我知道，在母亲的意识里，“文化”是个好东西，有文化和没文化截然不一样的。
为摘掉这顶“帽子”，她也做了种种努力。在姥爷家的时候，她上过夜校，参加过识字班。她磕磕绊绊地认识一些个字。
记得70年代后期，在我上小学前，母亲还积极参加村里的“识字班”，不过那时已经叫扫盲班了。在我们这一带，“识字班”也成为对年轻女性的一种称呼。
一般是在夏天或者农闲季节，村支书的媳妇领着母亲她们几十个妇女学“文化”。支书的媳妇就姓文，原先是中学里民办老师。后来，和支书结了婚就不干老师了。
那时每个村都有扫盲任务和指标的评比。支书媳妇在她家东面的两棵大梧桐树下给母亲这些“识字班”扫盲。
山墙上挂块小木黑板，墙窟窿里放着几根粉笔，塞着擦黑板的一团破棉纱。
老师一笔一划在黑板上写，母亲她们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在本上描，有时索性拿着个棒棒在地上画，或者拿起个小石头在大石板上描。
母亲总是第一个到，学得认认真真。每人都有一本识字课本，学一些基本用字和简单的算术。
当她们念“水有源，树有根，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在斑驳的树荫里捡起紫色的梧桐花；当她们背《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地上蚂蚁忙忙碌碌搬家。
后来，记得在小学校里进行了扫盲验收考试，哥哥还去帮助母亲答题达标。
村里的验收都百分之百通过了，母亲的文化程度由“文盲”变成了“小学”。但母亲依然认为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没有文化，睁眼瞎，文盲。
母亲不守旧，愿意接收新的事物。
举一个例子。村里的人喊父亲“爷”，喊母亲“娘”。和古代《木兰辞》里一样：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
我哥哥出生于1965年，我妹妹出生于1973年，从1965-1973年，这期间只有我们家开始喊“爸爸妈妈”。那时我们一喊他们都对我们投出嘲笑的眼神，还笑话我们。但母亲鼓励我们喊“爸妈”，她认为“爸妈”比“爷娘”有文化。因为母亲的坚持，后来村里孩子喊“爸妈”的多起来了。母亲是这个“文化”鼎力的传播者和推动者。
母亲干什么都很积极。大约1967年,母亲参加了村里接生员的一段短期培训。那时，医疗条件差，几乎都在家里生孩子。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母亲不是村里正式的接生员，但她接生了半截庄子的孩子。村里人都愿意找母亲接生，而不去找真正的接生员。母亲不得不做了她本不该做的事。
村里有白公事也来喊母亲。母亲帮人家做寿衣，穿寿衣。出殡的时候要烧纸人纸马，那时都得自己扎。母亲手巧，用鸡蛋壳做眼睛，扎出的草驴活灵活现。
前几年，母亲快80岁了，村里人还请她去操持。有时，还给母亲钱或者东西答谢，母亲总是拒绝。
母亲在村里的声望和口碑很高。但母亲总有自己没有“文化”的心理阴影，而母亲所做的这一切，未必是有文化的人就能做到的。
母亲鼓励我们兄妹上学，最终我们都具有了大学学历。
有一个时期，我们一起上学，家里很拮据，每当开学，一起拿学费，很是困难，但母亲从不含糊，哪怕是借，甚至记得有一年她是贷款给我们缴的学费。她常说，就是要饭也要供我们，除非我们自己草鸡。
母亲常说她这辈子过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家，有我们兄妹仨。
这些年，我们的孩子陆续上了大学，我的女儿甚至还上了研究生，母亲很是为之骄傲。
记得2012年前后，山东省落实原先民办教师政策，母亲想当年“哄孩子”那几年也符合政策。第一次母亲得到了补助，她高兴地给了我们每人一份，仿佛是一种文化的分享和惊喜。
母亲说：“当初闹着玩的事，国家都还想着，这社会真好！可惜，我没有文化。”
母亲姓贾。我说：“谁说你没文化？以后我们要喊你贾老师了。”全家人哈哈大笑。
母亲听了又惊又喜，还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个没文化的假老师。”显然她很高兴这样称呼她的。
后来，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喊她“贾老师”了，母亲很开心。
母亲一直羡慕当老师的，她认为老师自然有文化，有学问，穿着举止板板正正，斯斯文文，一年四季，风刮不着，雨淋不着。
母亲经常这样说，不经意在我心里播下了理想的种子，我和妹妹先后都从事教师行业，母亲很满意。她对我们的工作不但支持，而且特别理解，总是要我们好好干工作 ，不能耽误了人家的孩子。
有时，母亲说我们家出了两个老师，我及时纠正她是三个，还有贾老师呢！母亲很是开心。
不过，总还是说她没有文化，而我认为她是名副其实的贾老师，她很有文化。
母亲不仅熏陶了我们兄妹仨，还有我们的孩子。记得她给我女儿讲故事，画大公鸡，活灵活现。
尤其前几天回家，母亲又和我拉起了当年她带三舅参加县里演出的往事。
我问他是哪一年，母亲说不上来。
我又问三舅演的什么节目，母亲说她编的一个关于卫生生产的，还有一个是表扬村里一个五十多岁拾粪老汉搞生产的。
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母亲说还记得搞卫生生产的，接着给我说了一遍。
我赶紧在手机里记了下来，而且郑重其事地给她署了名，让她看。母亲是认得并能写自己名字的。
卫生生产歌
作者：贾美远
说卫生，道卫生，
卫生事情记心中。
到了北头喜洋洋，
到了西坡明晃晃，
到了下街汽灯亮。
男女老少都说好，
咱也把那生产搞一搞。
刨地头，遮地边，
深深地把地往下翻。
卫星田里多增产，
一亩地里打十万，
统购余粮都卖上，
剩下的粮食吃三年。
转盘鏊子卖给了咱，
节约人力又省柴。
这种好事哪里来？
感谢党和毛主席。
我对母亲说这是她了不起的原创作品，演出应该是1958年，或者1959年。我询问母亲另外一个关于拾粪的作品，或许激动，她一时想不起来了。
清明节放假，我回家陪父母。一见面，母亲说拾粪的那个她想起来，主动督促我赶忙给她记了下来：
拾粪老汉五十三
作者：贾美远
(旁白)
这个老汉五十三，
不怕苦来，不怕难，
早起晚眠背粪篮。
(老汉)
小黄狗，
你别嫌，
你拉屎尿尿，
我来管。
(旁白)
有人扒着窗户看，
这就是五十三。
(老汉)
我围着庄子转，
背着粪篮转一道，
我的粪篮就满了。
我背着粪篮往家走，
正好碰着人咬狗，
拿起那狗来打砖头，
就怕砖头咬着手。
(旁白)
人人都说五十三那庄稼长得好，
玉米蜀黍长得高，
他把那经验推给咱，
家家户户好种田。
种田可不易，
又得操心，
又得下力，
又得浇水来，
又得上粪。
挑水别忘了打井人，
五十三你把那经验推给俺，
大家选你当模范，
人人有了好思想，
办个好事并不难。
根据内容，括号里提示是我加的。这个应该是三舅一个人分角色表演的，表演难度就大了。
我对母亲说：“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原创作品啊！你比我写得都好。你的作品早就发表了快70年了。”
母亲听了很自豪。她知道我喜欢写作，她懂得发表就是“文化”。于是，她津津有味地回忆起了很多往事和她走过的的路，回到了她的青春岁月，压根不像一个八十多岁老人。
说实话，有一段时期，我从心底认为母亲确实是文盲。母亲似乎只会做得一手好饭食，做不完的家务活，只会照顾全家每个人。
高手在民间。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母亲原来就是一个文化的高手，只缘她就在我们的身边。
文化有形也无形。母亲所谓的文化是无形的，但她追求文化的过程是有形有色，有滋有味的。追寻，眷恋文化的母亲，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
窗外，春风化细雨，淅淅沥沥，这自然也是文化。
2025年4月6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