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无法拍摄下心之所往的那片土地与天空了。因我现已回了我的故乡，回了中国。双目所及之处皆像是一位熟悉又陌生的朋友。熟悉这里的一切表象：车水马龙、为生存而忘我地耗损生命的人民以及终日看不见光晕层次的天空。
现已凌晨，我刚读了几页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大师》。明天一早有一场工作的面试，我给自己定下了早起做早餐的安排。托宾的故事主人翁是美国作家亨利。亨利什么没记得，只记得看见了熟悉又令我一跃而起的两个字——"伦敦"。亨利居住在伦敦。我读着他以第一人称的描述，快步跟着他思绪里描绘伦敦生活的踪迹。可没看几页，伦敦的踪迹消失了，我的阅读兴致也嘎然而止。
翻着日子，我离开伦敦也不过是三个月。我很不喜欢这个时间间隔不断增长而产生的那种无奈之感。因我害怕我脑子里的记忆分子在一点点被抹除。我并不想忘记有关伦敦的一切。我从未如此爱惜过去的某一段特定时间的记忆。在伦敦的这两年，每一天的记忆都是我如今几经珍重又再珍重的东西。我又提醒了自己一遍，已经回国三个月了。心里略有些焦虑，我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写下来。写下在那里，那些记忆与感想凑成的片刻，那些人与事带给我的流连，那些建筑与旧瓦砾在我心中筑起的斑斓世界。失去一件内心爱护有加的事物，我必须得数着它离去的日子。因为这日子有多长，就代表着我与它之间滋长的距离有增加了多长。在我母亲离世时也有类似的感受。我有时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对比着她离世前后的照片，对比自己的变化。心里默念"嗯，这时候我还拥有她，…嗯，这时候我已经失去她了…" 在这样的对比下，回顾着自己失去她前后的变化，我便会想，这两个"我"有什么不同？肯定是不同的。有妈妈的孩子，与孤儿。他们是不同的。
每当我察觉自己又再沿着一条直线不断沉沦在悲观中时。我就会下意识地敲敲自己脑门，"嘿嘿！醒醒！你又陷入了自怜！" 是的，这就是我此刻的状态。我的文字如果是随意识流动而记载，那很大程度上会走向一种表象的悲观里。我称为表象，是因为我从来都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消极情绪的人。虽然我在大学期间一度将消极情绪与悲观主义等同于大学老师教给我们的那傲慢的戏剧之言："悲剧是戏剧中的智慧之光"。我误入歧途地认为悲观是一种文艺的美德，是一份赐予作家的灵魂谬斯，是一股不甘于平凡的傲气。然而，在国外生活的两年光景终于替我撕下了这层虚荣的假象。悲观，仅仅也只是悲观本身而已。它一点也不可爱。
今天我想给你讲一个发生在伦敦这两年的其中的一件事情。故事的主角叫Sara。她是我研究生语言班的老师。我喜欢这个老师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是美国人却在英国教书的她没有那种帝国人民的自以为是。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米亚，肤色是混血。后来得知她的父亲确实是个黑人。Sara说她曾在监狱里授课，因为她在做一份研究是关于囚犯的思想认知。我觉得她最有魅力的时刻，是在课上。当她以笃定又权威的口吻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的答案时，她总会不放弃地皱起眉头，给予我们十几秒的沉默。在这十几秒的沉默之后，一定会有学生举起手来质疑她的答案。就在这时，她紧锁的眉头会展开，露出满足的微笑，快乐地静静聆听那些反驳她的声音。
有一天，Sara在课堂上带来了一个词"Postmodernity". 这个词，是我踏入西方哲思的一把门匙。所以至今我仍记挂着它。Sara 问我们什么是Postmodernity。我记得那时大家的脸上都陷入一种前所未见的深邃的沉思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