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远去的鱼友送行
早上，我被电话铃声硬硬地从梦中拽出来。梦里，我正钓鱼，大鲫鱼疯狂咬钩。
一看是张洪波的电话，接起来，却是他大哥哽咽的声音：“洪波走了。”
“什么？”我一懵，反问：“你说什么？”
对方还是那句话：“洪波走了。”
随后，他又追加了一句，“他是三天前走的。”
我心里一惊，一股寒气从心头涌出，蔓延，全身冷得发抖。
我什么都明白了。默默地放下电话。我没再细问，他或许是脑梗或许是心梗，除了这两种病，再没有更快的方式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了。我想，再等一等，等到都该起床的时候，给另外几个要好的钓友打个电话，约着一起去吊唁。
怪不得这几天，他没了动静。往常，他几乎每天都和我还有其他几个钓友通电话，要么约着出去吃个烧烤，要么就吹嘘谁谁刚钓鱼回来，人家钓了几十斤，全是过斤的鲫鱼。
此时，天已大亮。墙上的石英钟指着6:30。我住在山的怀抱里，窗外便是茂密的树林，清脆的鸟叫声仿佛在耳边啼鸣，时而婉转，时而清脆。清冽甘甜、裹挟着草木清香的凉风从窗户里吹进来，沁人心脾。每一口呼吸都仿佛是洗涤肺腑。这些，张洪波是感觉不到了，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享受这清晨的美好。
据说，张洪波去世的时间也是凌晨6点左右。正是晨曦微露，鸟儿啼鸣的时候。
警察调查过了：从他的电话通话记录上可以看到，他打“120”的时间是凌晨5点25分，救护车到达他家的时间是5点40分。然而，救护车到了的时候怎么也叫不开门，救护人员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也听不见屋里有一丝动静。随后，救护人员以为这又是谁搞得一次恶作剧，便悻悻地走了。
听到这里，我喉口一梗，眼泪不由地流下来。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场景：当张洪波听见救护人员敲门的时候，他一定欣喜若狂，仿佛看到了生的一缕阳光；当他听到救护人员离开的时候，他一定是万念俱灰的垂下头和这个世界告别。
张洪波和我相同的情况，也是独居老人，比我小不了几岁。儿子已经在澳大利亚定居，一直叫他去，他也去过，但住不了多久就嚷着回来。
他常常羡慕我有女儿而不是儿子。他说，儿子大了变得象是外人，没有女儿贴心。有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他刚到澳大利亚的第一天，也许是第二天，儿子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老爹，你夜里去卫生间小便的时候不要站着小便，声音太大，你坐在马桶上行吗？”
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呆呆地看着儿子，不知该如何回答。
儿子又说“小静睡觉很轻，有一点点动静就醒。”
小静是他的儿媳妇。他知道这话是小静让儿子带给他的。
张洪波时常想起这事，想起来，就骂：“他妈的！我站着尿了一辈子，到他家里就得改成坐着尿。”
我和张洪波是在鱼具店认识的。那是钓友们相识、交际的最佳场所。无论什么时候去，鱼具店里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喝茶闲聊。不管是谁，都能相互打讪，不知不觉就聊到一起去了。合得来的便结成一个团队，一起约着去钓鱼。最后，我们的团队发展到十几个人，出去钓鱼的时候浩浩荡荡。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常常聚会，如果家属参加的话，那就得摆好几桌。这些，都是张洪波组织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张洪波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这个团队的召集人，我们也都认可他，称他为“张队长”。
钓鱼的时候，晚上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如果上鱼，则一直钓下去，不舍得去睡。不上鱼，这才各自钻进帐蓬里去睡一会儿。
如果大家都睡了，张洪波便早早的起来先去试钓。上鱼了，他再吼着大嗓门把大家叫起来。
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他又喊：“各位老头，吃药的时间到了，抓紧把药吃了。”
现在想想这些场景，也觉得好笑，大家差不多的年龄，都或多或少地有老年病，他每次喊的时候，我们都先后放下钓杆去把药吃下。谁慢了，他就点着名催：老某，快去吃药。
张洪波是一个爱操心的人。有时也操心操不到点上。有一次，他挨着我钓鱼。我打了两个窝子轮换着钓。钓完了左边的窝子，再去钓右边的窝子。左边的水深一点，右边的水浅一点。我懒得调漂，钓左边的时候，那漂调的规矩；钓右边窝子的时候，那漂就斜横在水面上。不过，只要那斜横的漂子一站立，就上鱼。坐在旁边的张洪波看不下去了。他几次催我把漂调好，我不理他。他实在按捺不住了，跑过来强行把我的漂子调成四目。再钓，反而不上鱼了。气得我骂了他一顿，他也只是陪笑。
上午九点左右，我给张洪波的大哥打电话说，我们几个人想过去看看，不知灵堂设在哪里。
“在洪波的家。”大哥说。
济南的风俗是：人死了，在家里面设灵堂，亲戚朋友们都去给死者鞠个躬，慰问一下死者的亲属，顺便送上礼金。礼金没有定数，可以三百，也可以五百。我们几个平时常在一起玩的钓友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一起去，也拿一样数额的礼金。
张洪波家的楼下没有摆放花圈，从外面看不出来这里刚刚死了一个人。屋里的桌子上摆着死者的遗像，遗像前燃着几柱袅袅飘荡的香。旁边的餐桌上还摆放着正在绑还没绑完的钩线。张洪波的大哥脸色阴沉地迎接我们，详细介绍了张洪波死后的情况。
张洪波死的那天早上，他大哥有事找他，打了几次电话没人接听。若是往常，张洪波过一阵子会打回来。可那一天始终没等到他的电话。第二天一早，大哥又打，依然没有人接听，中午再打，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后来算了一下，这时候，张洪波已经死了24个小时了。当时，大哥也觉得奇怪，又打电话问弟弟的几个鱼友，确定他没去钓鱼，又打遍了他的亲戚朋友的电话，都不知道弟弟的讯息。晚上，大哥沉不住气了，九点多的时候，他一个人来到弟弟的家。但怎么敲门也没声息。不详之兆猛然袭来。他打电话找来开锁公司的师傅，要人家打开房门。人家说，开锁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房主本人或者其家人。僵持中，大哥选择了报警。此时，距离张洪波死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十个小时。
在警察的陪同下打开门，看见张洪波赤身裸体的倦缩在沙发上，铺在沙发上的一条毯子，被他揉成一团压在身下。从脸面上看得出来，他死得很痛苦。
“通知他儿子了吗？”我问。
“通知了。”大哥说。
“火化时间定了吗？”
“等张彬回来再定。”
张彬是张洪波的儿子。听说，还没买上机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从澳洲回来。
几个月后，我在泉城公园散步的时候和张洪波的大哥偶遇。一提到张洪波的儿子，他就来气。
他说：“你绝对猜不到那小子当时接到电话时说的什么话！”
我怔怔地望着他，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
“他竟然问我，能不能在网上与父亲告别？”
现在，大哥依旧十分气愤。咽下一口气，继续说：“我当时就和他急了，什么网上告别！亲戚朋友知道你爹死了你都不回来，我都替你害臊！还有，你爹的抚恤金谁替你领？！”
“洪波养了个狼崽子呀！”大哥悲伤地长叹一声。
那几个月里，我们每逢钓鱼的时候都会想到张洪波，回忆和他一起钓鱼的场景。而我却另有一番心思。比如：我把家里的房门钥匙分别让两个朋友存放起来，万一我病到起不了床的时候，能有人打开房门。同时，我也牢牢记住：出现胸痛的时候，给“120”打电话的同时先去把房门打开。这一点，对我们独居老人非常重要。
我有过心梗的经历，完全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120”到达的时候，张洪波已经动不了了，也喊不出声。但他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救护人员的敲门声，他也知道那是来救他的人。可他己经没有气力去把门打开。最后，他死在那个沙发上。那沙发距离房门只不过四五米。而那四五米是一道他无法跨过的天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