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遇事先计画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

「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那末，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作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作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第一股做完了，现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说几句过渡的话。「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而。「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这句话，罗素解释的很好。他说人有两种冲动，（一）占有冲动，（二）创造冲动。这句话便是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的。他这些学说诸君谅已熟闻，不必我多讲了。

「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作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

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给他解释的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老子还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我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损减。我要给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损减。这话也可作为而不有的解释。按实说老子本来没存「有」「无」「多」「少」的观念，不过假定差别相以示常人罢了。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势的便是占有性。据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人的好象己便无。例如楚汉争天下，楚若为汉，楚便无，汉若为楚，汉便无，韩信张良帮汉高的忙谋皇帝，他们便无。凡是与人的好象己便少，例如我们到磁器铺子里买瓶子，一个瓶子，他要四元钱，我们只给他三元半，他如果卖了，岂不是少得五角？岂不是既以与人己便少吗？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话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来，譬如我今天讲给诸君听，总算与大家了，但我仍旧是有，并没减少。再如教员天天在堂上给大家讲，不特不能减其所有，反可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至若弹琴，唱歌给人听，也并没损失，且可使弹的唱的更加熟练。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盘论，帮助人的虽无实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

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成人应该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天天在那里哭，小孩子并不知为什么而哭，无端的大哭一场，好象有许多痛心的事，其实并不为什么。成人亦然。问他为什么吃？答为饿。问他为什么饿？答为生理上必然的需要。再问他为什么生理上需要？他便答不出了。所以「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如果事事问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却只记得他的上半截的「无为」，把下半截的「无不为」忘掉了。这的确是大错。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要是说什么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讲五千言的《道德经》呢？「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这两种主义的概念，演讲完了。我很希望他发扬光大推之于全世界。但要实行这种主义须在社会组织改革以后。试看在俄国劳农政府之下，「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人比从前多得多了。

社会之组织未变，社会是所有的社会，要想打破所有的观念，大非易事，因为人生在所有的社会上，受种种的牵掣，倘有人打破所有的观念，他立刻便缺乏生活的供给。比方作教员的，如果不要报酬，便立刻没有买书的费用。然假使有公共图书馆，教员又何必自己买书呢：中国人常喜欢自己建造花园，然而又没有钱，其势不得不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去找钱，这还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公共花园的缘故吗？假使中国仿照欧美建设许多极好看极精致的公共花园，他们自然不去另造了。所以必须到社会组织改革之后，对于公众有种种供给时，才能实行这种主义。

虽是这样说法，我们一方面希望求得适宜于这种主义的社会，一方面在所处的混浊的社会中，还得把这种主义拿来寄托我们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安慰清凉的地方。我看这种主义恰似青年修养的一付清凉散。我不是拿空话来安慰诸君，也不是勉强去左右诸君，他的作用着实是如此的。

最后我还要对青年进几句忠告。老子说「宠辱不惊」。这句话最关重要。现在的一般青年或为宠而惊，或为辱而惊。然为辱而惊的大家容易知道，为宠而惊的大家却不易知道。或者为宠而惊的比较为辱而惊的人的人格更为低下也说不定。五四以来，社会上对于青年可算是宠极了，然根底浅薄的人，其所受宠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有些青年自觉会做几篇文章，便以为满足；其实与欧美比一比，那算得什么学问，徒增了许多虚荣心罢了。他们在报上出风头，不过是为眼前利害所鼓动，为虚荣心所鼓动，别人说成功，他们便自以为成功，岂知天下没成功的事？这些都是被成败利钝的观念所误了。

古人的这两句话，我希望现在的青年在脑子里多转几转，把他当作失败中的鼓舞，烦闷中的清凉，困倦中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