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继续谈一下学习《极简中国史》的心得。

在很多历史学者的划分里，战国末年由周朝到秦国的转变，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的分水岭。

从政治结构上说，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国，由之前的部落分封联盟制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帝国时代由此开始。

从文化思想上说。这时期的诸子百家真是百花争鸣，形成了一个思想非常丰富绚烂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除了佛学此时尚未传入中国以外，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源头的道教，以及以《论语》、《孟子》为源头的儒家思想都在这一时期产生（同时代在印度，佛学也发源了，所以史学家也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园前200年一时期称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期）。

其中还有一脉思想，在如今被淡化甚至淡忘，但却已深入的融入到现有国家体制中，那就是法家的思想。

在《极简中国史》中，张老师把秦国富强称霸的一个重要原因归因于商鞅变法。而春秋战国的各个霸主，从魏国到楚国，再到最后的秦国都是经由一系列的变法成为霸主的，而他们的变法思想却是一脉相承，都是对法家思想的继承、实践和发展。

那法家的思想和儒家思想有什么不同呢？法家思想其实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雏形，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的是道德文化，礼乐教化。

儒家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把自己的德行做好了，慢慢离你近的人呢就会受到你的影响，慢慢变得也有道德，然后由近及远的让整个天下都受到这种道德礼乐的教化和熏陶。

可以说儒家的思想是一种比较模糊甚至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比较柔软，但是张力不够。可以看到的是，每当国家发生动乱的时候，儒家文化就开始走下坡。在战国时期儒家文化虽然产生但并未被实践，因为并不能很好的指导各个国家解决他们在战争年代中遇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却迟迟碰壁的原因，只有他们的学说被弟子记载下来，在很多年以后在汉朝的和平年代被汉武帝启用，儒家文化才被发扬光大。

但是法家思想是在战国年代，产生并马上就得到实践应用的，尤其是催生了秦国这样的超级帝国。法家思想非常在注重实践的，是一种非常量化的功利主义。简单的说就是赏罚分明，做得好的就种上鼓励你去做，做的不好的就重罚，并且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不好的，具体如何赏赐如何惩罚都建立起制度，制度的内容是可以量化的。比如在秦国的变法中，商鞅所有有战功的人分为20个等级，用杀到敌人的人头数去判断你应该晋升到哪一个级别。结果秦国士兵一遍打仗一遍割下敌人的首级系在裤腰带上，在战场上非常吓人。用现代游戏的方法论说这就是设立了一个升级的规则，然后靠你杀敌的经验值去不断晋级呀。

为了推广这种制度的，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就是在城门口立了一个柱子，然后定了一个制度，说如果有人能把这块原木搬到这个城的另一头，我就奖赏他多少多少金子，说到做到。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相信，后来有一个人闲来无事就这么做了，结果果然得到了重赏，这样制度这种事情就就被重视起来了。制度是一种约定，是自上而下的，不是由己及人的。

这也看到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一个很不一样的政治切入点。儒家讲究反求诸己，先把自己做好，然后再影响周围近的人它是一种温柔的缓慢的教化思想。而法家思想则是强调国家的权威，通过法、术、势不断的强化君主的影响力，然后从上到下建立起制度，把人们应该做的事情规定下来并且强行推广。这种教化思想在战国混乱年代是更为高效的一种方式，尤其是以这种思想组织起来的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战斗力极强。

中国文化有刚与柔的辩证思想，可以说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也是对立统一的，一柔一刚。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情操，是一种适用于熟人之间的比较柔软的政治手段，而法家思想是适用于大规模协作的陌生人之间的比较强硬的政治手段。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战国末年要有变法，为什么变法能催生出秦国这样的帝国了，因为当我们从部落时代开始进入帝国时代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动员去非常大规模的资源人力协助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战争动员，这个时候纯靠道德情操这种熟人之间互相督促和成全的政治手段效率不高了，因此法家思想就这么孕育而出，并且被实践被发展了。

但是当动乱平息国家稳定以后，这种过于刚硬的政治手段，就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负担，虽然效率高，但是人民的幸福感不强，因此国家的政治手段就必须由刚变得柔，秦国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就不能长期维持稳定，因此秦国在经历统一之后不久就崩溃了，而儒家思想却在后来的汉代经由董仲舒的改造，使得儒家文化和君权神授的帝王统治理念巧妙的结合起来，使得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和文化思想传播开来，而法家思想，就潜移默化的变成各种各样的国家制度流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