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已经成家但仍有仰慕者。
甚至，仰慕者还赠送了名贵的礼物。
这时候，如果要拒绝，你可以引用这样一句唐诗——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是唐人张籍写下的一首诗，名字叫做《节妇吟》，结尾这两句如今成了网红金句。
但这首唐诗，却经历了一次“口碑反转”。
一、从“节妇”到“荡妇”
张籍，是和韩愈同时代的诗人。
这位兄弟比较生猛。
据说他极为推崇杜甫，于是就抄写了很多杜甫的名诗，然后焚纸成灰，每天早晨，就用蜂蜜拌着纸灰，吃上三大勺。
他还对朋友炫耀：就这么个吃法，以后哥儿们我就能写出杜工部那样的好诗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纸灰吃多了，张籍的视力不太好。
有人说，他差点就成了“中国的荷马”。
不过话说回来，张籍的诗，写的很不错。
尤其这一首《节妇吟》，已经流传了千百年：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诗写得很通俗——一个已婚妇女拒绝别人的追求。
有人说，彼时，有其他派系的人来拉拢张籍。
他不想入伙，于是就写了这样一首诗作为婉拒。
所以，张籍认为诗里的女主人公是“节妇”。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这首诗的评判，慢慢就有了变化。
在张籍的时代，大家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
一个美丽的已婚女子，可以接受别人的爱慕，甚至将恋慕者赠送的明珠系在身上。
即使到了后来，她在归还明珠时，心里还曾纠结挣扎，最后感叹“恨不相逢未嫁时”。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出来骂她，用“礼教大防”那一套来羞辱她，反而大家认为她是“节妇”。
我们常说“大唐气象”，那是一种什么气象？
或许，不止是国力的强大，而且一定包括这种包容和浩荡。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后世，这位“节妇”的遭遇就变得坎坷了。
似乎时代越往后，那些文人，在审视这首诗的时候，眼光就变得越犀利。
到了元朝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节妇诗”——
那些为了反抗元兵的强暴，不惜投河，跳崖，绝食的女子，成了被赞美的榜样。
于是大家就发现了张籍这首诗中的“节妇”。
不对啊，她分明是一个“绿茶”，一边吃着夫家，一边还收别人的礼物，脚踩两只船。
到了明朝的时候，这首诗的口碑直接反转，“节妇”就变成了“荡妇”。
在当时，有一位诗人，为了批评张籍的严重错误，他还写了一首《续还珠吟》：
妾身未嫁父母怜，妾身既嫁家室全。
十载之前父为主，十载之后夫为天。
平生未省窥门户，明珠何由到妾边？
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
这样的诗，读起来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让人恶心。
但在当时，竟然还有文人相互吹捧：这诗写得好，水平高，估计张籍自己看了也要受教。
这些文人呐，穷酸腐儒。
二、炫富有问题吗？
除了挖出张籍写的“节妇”像“绿茶”，还有人找到了更严重的“罪证”——
她炫富。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我家住的都是独栋大别墅，丈夫还在王宫里做护卫。
就这条件，肯定不能被一双明珠轻易取代。
于是，就有人认为，这位“节妇”不肯背叛丈夫，是因为丈夫家里有钱有势，生活优渥。
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背叛成本”太高，远不止一对明珠就能换得。
但是，如果她的夫家贫贱无依呢？
这位“节妇”是不是就会拿着明珠走到别人身边？
“女子总是嫌贫爱富的”，这又戳到了那帮文人的心里。
在文人心里，自己总是才华横溢，如果女子不愿意跟自己在一起，要么是她瞎了眼，要么就是她“拜金”。
或许这样想，能让穷苦的文人心底获得一些慰藉。
只是，这位“节妇”是在炫富吗？
她想表达的，会不会仅仅是：我家里什么都不缺，我生活得很幸福，你没有机会。
为什么一定把女人设想成，夫家穷困的话，她就一定会离开？
就像大唐时期，众人能理解“节妇”的行为，而到了元明时期，文人们纷纷对她进行抨击一样。
一个朝代，只有无比的强大，它才能包容更多的不一样，反之，越是自己狭隘局促，就会对别人更加斤斤计较。
做人也是这样。
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往往嘴巴最为恶毒，似乎全世界都欠了他一样。
所以，这句话说得很对——
你嘴巴这么毒，心里一定很苦吧。
三、文人们最后的“遮羞布”
这样看来，对《节妇吟》这首诗的评价，恰恰撕下了文人们的“遮羞布”。
同样，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朱熹为什么会被骂。
说起来，作为大儒，朱熹挺冤的：
他说“存天理，灭人欲”，众人一听，这是人话吗？
连“人欲”都灭了，我们还活个什么劲？
其实，朱熹说的“天理”是指符合天道的部分，超出的就叫“人欲”。
比如，吃饭维持生命是“天理”，而每顿饭一定要吃满汉全席那就是“人欲”；
娶妻生子那是“天理”，一定要三妻四妾就是“人欲”。
由此看来，朱熹说得没错。
但朱熹被骂得更惨的一句，是他引用程颐的一句话——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句话一出，千百年来，朱熹就被骂惨了。
其实，按照孔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要求，作为大儒的朱熹想说的是——
文人士子一定要有志气，宁可饿死，也要保全气节。
这就叫“文人风骨”。
关键是，文人这个群体，最擅长“甩锅”。
本来是用来要求自己的东西，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就想办法把这事转移到了女人头上。
所以，朱熹的这句话就成了欺负女人的大杀器。
“甩锅”，转移话题，这就是文人们最后的“遮羞布”。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到了宋元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节妇诗”？
因为在那个时期，本应抵御外侮的文人士子们太过柔弱，他们选择投降，但又不肯承认自己是如此没有风骨。
于是，他们就将那种抵御精神转移到了女人身上。
所以那些宁死不屈，投水跳崖的女人，就成了他们颂扬的对象。
就像“穆桂英挂帅”，带领一帮女兵出征，看起来是在夸赞穆桂英英姿飒爽。
可是，这何尝不是打在男人脸上的耳光！
女人出征，男人呢？杨家无男丁，堂堂大宋都没有男人了吗！
所以，越是极力夸赞“节妇”，就越是加快撕下了文人们的“遮羞布”。
而能像张籍一样，夸赞那个“还君明珠双泪垂”的女子，这才是一种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