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要带我治腿了。

北方乡村的秋来得早，来得狠，来得凉。到十月份北方的秋却已落叶飘零，水瘦山寒。立秋后，北风烈，秋雁排空。寒露打蔫了红薯的叶子，冻皱了咕咕叫母鸡，猪肉仔们哆嗦着夹着尾巴在猪圈里哼哼地呻吟，风卷着落叶在空中打转，天阴沉着脸能拧出水来。

我冻得拖着清清的鼻涕在村西的老坟场里，正拖着带有几米绳子的用来串杨树叶子的钢钎子，一片一片的串着树叶子。我听到那枯枝上的昏鸦呱呱地连，我便有些怕。更厌的是秋雨连绵地下，天如那受尽委屈的窦娥，那泪滴似的雨几天都淅淅沥沥地哭泣，我的头发湿湿地沾在前额上，贴在身上，鞋子几次都被泥泞粘掉，一步一滑地难行得紧。

回到家中，母亲与父亲便在院子里拉大锯解木头。把一棵两米长合抱粗的大红松木头绑在一个固定在榆树旁的大木桩上，沿着父亲早就打好墨线，两人一仰一合地拉着大锯，推送之间，大锯伴随着“哧啦哧啦”的声音，锯沫便如雪粒似地纷纷飘下，空气里便弥漫着那松的木香，父母亲头上慢慢地沁上汗珠。

母亲见我不言语，便喊：“国子，给我倒杯水。”我便手中拿着小人书《地道战》倒了杯水，慢慢地跑来送水，母亲停了下来，接过水。母亲摸了下我的头发，我便依偎着在她的怀里，母亲便用火柴棍子轻柔地给我掏耳朵。我觉得麻痒舒适，挖完了轻拍一下我的屁股，我便嘣蹦跳跳地走开，为我母亲端来一碗热水。

然后我自己撅着屁股往一个玻璃瓶里倒上醋，注满凉开水，放几瓣蒜，拧紧瓶盖，在瓶盖上钻孔插入一个塑料吸管，便哧流哧流地吸醋水，酸酸地，据说还能治疗预防大脑炎哩。

我听到外面小贩的喊叫：“掬碗掬盆哩，谁家有破碗破盆哩。”我便从家中拿了一个被我不小心上打破了一块的大粗瓷大碗和一个粗瓷盆，到街上。那匠人拿出一个小钻，在破碗破盆的破处边缘，轻轻钻个不透的眼儿，再把被打下来的破瓷片与原来的碗与盆对得吻合，然后用一个钢掬子进行比划，再在合适处再打一眼，再用掬子把打碎的瓷片掬住，抹上油腻子，这样每个破处打上两个掬子，盛上水，却缝隙处不漏水。我看后付给两角钱，便把掬好的碗盆放回家，接着出去去找我家西边的继涛堂哥去玩。

我跑到他家，涛哥是个清瘦的七八岁的文静小孩，话少，紧抿着嘴巴。正与新秋在削制一把木头手枪。我蹲在地上羡慕地看，木头手枪在他们灵巧的手上已经基本成型，在枪头的背上用铁丝拴牢一钢管成攀附管，钢管内装撞针，撞针连接以强劲的皮筋作动力，两人急忙在实验，放入几个摔炮当枪药，拉开枪栓，扣动扳机，扳机拨动消息，紧绷的皮筋被一下子松开，撞击枪栓，只听“嘣”一声，枪打响了，枪管里装着的铁沙强劲蹦出。玩具枪制作成功了。我们两个合拉着手高兴地蹦圈，我看到伯母在做鞋，便走向伯母，从伯母的针线筐里拿了一个红色的在布条。

伯母圆脸短发，慈眉善目地看着我们笑。我急忙殷勤地给涛哥送去，涛哥只是赞赏地“嗯”了一声接过，在木头手枪的下面钻一孔，系在枪把子上。我把木头枪往扎着绿色军装似的裤子的皮带上一插，正一下别着像章的小军帽，双手插腰，并紧脚跟，腰一挺，向伯母敬一军礼，伯母笑着说：“你玩去吧。”我看得有些呆，接着我跟屁虫一样随着他们亦步亦趋。

伯母却喊：“国子，你过来。”伯母低头紧盯着我的腿看，眉头皱着惊讶说道：“咦，国子，你怎么一瘸一拐的。显得一腿长一腿短哩。” 她看了一会儿，把针线筐子一放，便急急地领我回家给我父母说明。

父母观察了我走路的姿势，便慌了神，父亲领我到张洪同那里去看，张洪同诊断为婴儿瘫，便给我打针，接着做针灸，长短不一的银针一排排地往我身上扎，在屁股注射，针灸注射没完没了，注射得身上的针孔眼密密麻麻的。所以以后我一听到张洪同的声音便哭喊着咒骂着，爬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

母亲慌慌地找下大神的张改运，改运便装模作样地折腾，却也没有大的效果。但母亲心诚得很，送给改运一个锅，一个扫帚，一桌子酥好的鸡鱼肉。那改运确令我怀疑，拖拉着一双破鞋，肥大而脏兮兮的裤子被一个破布条拴着裢腰，挽着一个破布褂子，露着胸脯，散发苍白的脸，死皮耷拉着眼，鼻涕好似永远流不尽。我看着心想，那方肉，那炸鱼，却也似白喂了他。

母亲见改运装神弄鬼没有见效，父亲是个高小毕业生，还是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员，根本没信母亲那一套，却阻止不了。于是父亲便骑着自行车驮着母亲四处求医，草药，针灸推拿，折腾好长时间。我的小儿麻痹症总算是渐渐痊愈。

母亲却也不知道谁治好的，不过好高兴，说是请过的愿是要还的。便诚心诚意地到改运家还愿酬谢；并且付给赤脚医生张洪同诊金，我家庆幸给我治好了腿，我才没有成为瘸子，像我村的瘸四那样走路一瘸一拐地走路。

我腿好了后，秋天的枣树也红了，那枣子如红灯笼一样地挂满了树梢，累弯了枝杈，挨挨挤挤地枣子笑皱皱了皮儿，挤得一疙瘩一疙瘩的。

我父亲拿着竹竿来打枣子，我欢乐得如小狗儿一样，边拾枣子边往嘴里塞，装满了两大口袋，滚着铁环儿跑出家门找不伙伴们分享。母亲看着我健步如飞地跑，醉在枝叶交错的红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