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母亲用她那条膝盖上磨破了洞的蓝卡其裤子，给我和姐姐每人改做了一个书包，送我们俩进了本村的小学。
学校在村后，从坑洼不平的村街上分出一条小路通过去，中间经过几户人家的猪圈。猪圈建在小路两旁，每个猪圈分猪棚和圈坑两部分。猪棚用木料和草泥搭建，前面敞开，一侧垒矮墙，以猪跳不出来为标准，主人喂猪时可以从矮墙上把猪食倒进圈内的猪槽里。猪棚的前面是挖的一人多深的圈坑，农家肥就是在里面沤出来。圈顶是稻草上面挂上几片青瓦，呈二三十度角倾斜，以便下雨时雨水能够顺着斜顶流下去。
我们经过时，喜欢捡起土坷垃投掷睡在圈内麦秸上的肥猪。猪们反应迟钝，投了好几下才哼哼两声，慢吞吞地站起身，走到石槽前吃两口剩饭，或者顺着砖砌的斜坡走到圈坑里。
两排猪圈后面就是学校的操场。学校是五间土坯屋和一个操场组成，没有院墙，厕所设在西南角，东西两面是杨树林，林中间也有几棵枣树，很瘦小，每年也会结几颗枣子。屋北有一条小路，是在村后住的村民去乡里赶集踩出来的。路北面是一条河，夏天能看到在水边蹦跳的小虾，也会捡到河蚌，撬开蚌壳，弄几粒沙子进去，让它去孕育珍珠。往往再去寻找，它已经不知所踪。
五间房子被隔成三段，中间一间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两边各两间是教室。小学有五个年级，一二在一个教室，三四五在另一个教室，两个老师不分科，从数学语文，到音乐体育，各自负责一个教室里的学生上课。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教我们的是院中的一个嫂子。那个年代有很多民办教师，嫂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大概是初中文化，两条过肩的辫子又黑又亮，辫梢留得很短，系一根黑色的毛线绳。有时她也会把辫梢绾上来，和粗辫系在一起，扭头时，辫子就在两旁来回晃动。
嫂子讲课时喜欢一只脚站地，另一只脚踩到前排的桌子横梁上，拿课本的那只胳膊搁在膝盖上读课文。她先是给我们一年级上课，二年级的学生自习，然后再给二年级讲课，我们再自习。我坐在前排，自习时总拢不住心思，忘了自己的作业，而听起二年级的课文来。
上了三年级，我和姐姐就跟大我们两岁的哥哥坐在了一个教室里。老师很年轻，男性，据说师范毕业才几年。这个班里哥哥是班长，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我们在前面一有点小动作，他就能看的清清楚楚。
一次上自习，我借同桌的小人书来看。同桌劝我下课再看，说上自习呢，让班长看到要罚站的。
我说班长是我哥我怕啥，给我吧保准没事。我的声音很大，说话时还向哥哥的座位看了一眼，见他正低着头写作业，还没有听到我说话。
我从同桌的书包里掏出小人书，正低着头看的津津有味时，一只手揪住了我的胳膊，把我从座位上拽起来就往讲台上推。我扭头看到哥哥那张生气的脸，死抓着桌子不挪窝，把桌子差点拽倒。
我以为我的顽强抵抗会让哥哥放弃对我的惩罚，没想到他竟叫邻桌的男生掰开我的手，连拖带拉把我弄到讲台上，罚站了一节课。
相比于哥哥的“无情”，双胞胎的姐姐就心软的多。姐姐小时候很聪明，四年级时一次数学考试，有一道题很难，除了她之外，我们都没有做出来。到了放学的时候，老师说延长考试时间，让没有答完题的继续做题。
姐姐背着书包走时，悄悄告诉了我答案，我根据答案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拼凑出演算过程。第二天老师讲那道题，演算过程和姐姐的一样，很简洁易懂，而我凑出来的也不算错，只不过绕了很大的弯路，没有必要。
那时课间我们有很多娱乐项目，跳房子，踢毽子，投沙包，弹玻璃珠，还有一个玩石子的游戏，是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它是挑选五个红枣大小的石子磨圆，根据一直惯用的游戏规则，用一只手或散或收做出规定的动作，有一方动作失误，算输一局，换另一方来玩，最后看谁玩的步骤多。
也有不用石子而用破瓦罐的圆边代替的。那就得多费些功夫，把五块瓦沿都磨圆，用起来比石子好用，它的主人也像爱惜宝贝一样保护着它们，每天都装在衣袋里。
我们的老师多才多艺，他不光教学生教的好，唱歌也很好听，画的画惟妙惟肖。记得我们村里人建好影壁墙，总请他去给画影壁。他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在课堂上总能提起我们学习的兴趣。
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去了乡里的初中读书，我们老师也调去了别的学校，那所小学就没有回去过。又过了几年，村里在村西盖了一所新学校，那所老房子给了一个五保户，拉起了围墙，也封存起了我们那些遥远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