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病故了。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没有父爱的家庭里长大的。我的母亲和姐姐为了不让我蒙受一点点失去父爱的痛苦，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在吃.穿.用.玩的方面，跟别的孩子没什么差别。
然而，在“十年浩劫”的动荡岁月里，正常人家的吃穿尚不能保障，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母亲是一个从封建家庭里走出来的小脚女人，无法下田劳动。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全部收入，只是靠十几岁的姐姐在生产队里挣的那点点工分。
记得我五岁那年，农村的收成不好。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每工分才合五分钱。姐姐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跟我商量说:“今年过年不给你买新衣裳了，姐姐多给你买些冻梨吃好不好？”。一听说有冻梨吃，我便痛快地答应了。
姐姐于是花掉了半日的工资——两角五分钱，为我买了五斤冻梨。自此，我每晚都有两个冻梨可以吃。
直到腊月二十九，我吃完早饭照例出去玩。小伙伴们聚到一起，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有关过年的事。她们各自炫耀着自己的新衣裳如何如何的鲜艳，如何如何的好看。有的甚至把新衣裳从家里拿出来互相比试，而唯独我一个人寒碜碜地站在一旁，眼气地看着她们，心里觉得万分的委屈。
我于是跑回家里，吵着闹着要买新衣裳。母亲做着针线活，什么也没有说。姐姐也默不作声地打开柜盖，取了点儿什么走出去了。
我心里清楚，姐姐是拿了钱给我买新衣裳去了。
我放飞了所有的委屈，静静地坐在家里等候，眼睛一刻也不停地盯着玻璃窗户。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姐姐回来了。她急匆匆地从窗前走过，腋下夹着一块颜色鲜红鲜红的花布。
那花布鲜亮的颜色只在我的眼前刹那间一闪，却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永恒的震撼——瞬间的满足，霎时化作了永久的歉疚与懊悔。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错了。（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那是我家里仅有的三块钱）
姐姐进得屋来，用手给我量了量，便把花布铺在炕上裁剪起来，裁剪完后又急匆匆赶往四五里地之外的亲戚家里，求她的干姐姐用缝纫机给我做好。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早晨，姐姐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起床赶去她干姐姐家取我的新衣裳。
然而，取回来的不是做好了的衣裳，而是那块被她裁剪好了的衣料。她的干姐姐太忙了，没空帮我做新衣裳。
姐姐回来后，尽管她什么都没说，可我看得出来，她的脸急涨得通红。
她放弃繁忙的家务活，拿起针线坐在炕上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过了晌午，姐姐把缝制好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前后左右地看了看，似乎很满意地笑了笑。
而这笑，对我来说，却是那样的凄惨，那样的刺激，让人觉得痛心，让人觉得难过，我差点儿掉下泪来。
年少的姐姐，当时并没有发觉我的感受。在她看来，能让母亲和妹妹们得到满足，才是对她吃苦耐劳的最好回报和安慰。
那一年的春节，我是在一种沉重的心情下度过的。
按照中国的民俗，每过一个阴历年，（也就是春节）人就要长一岁。
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长一岁的，不是春节，而是姐姐为我缝制的红花小袄。
我不知道这件红花小袄穿在我身上是否真的漂亮？也不知道穿着这件红花小袄会在小伙伴儿中给我带来多大的炫耀？我只知道那窗前瞬间闪过的红色光耀，在我心灵成长的过程中定位了一个坐标——我从此从一个懵懂未知的孩子，逐渐地向着成熟靠拢。那感觉，就像是神话中的“脱胎换骨”。
人生的境遇往往就是这样奇妙，瞬间可以蜕变成永恒。
童年的红花小袄，不仅给我带来了种种对人生的感触，也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一层淡淡的忧伤。
我自此不再着红色衣装。在我从青少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我的服饰一向以蓝.白.黑为主。同学们.同事们都说我的衣着跟我的为人一样——太富个性。她们哪里会了解红色衣装给予我的感受。
童年的红花小袄啊！你留给我的是什么？是美丽？是思考？还是那份永不消逝的对母亲和姐姐负疚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