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只有母亲刚走的那一二年我常常梦见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巴山的边远山区没有照相机，母亲也就没有给我们留下半张照片，搜索依稀的记忆，找寻儿时的片段，怎么也忆不起母亲的容颜。脑海里也勾勒不出母亲的一颦一笑。随着年龄的增长，思念愈加强烈，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把对母亲的思念形成文字，来怀念我那英年早世的母亲和寿终内寝的后妈。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母亲出生在大巴山脚下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在那兵荒马乱的大饥荒年代，百姓都靠吃草根啃树皮为生。母亲作为家里的长女，三四岁的时候就在家带弟弟，稍大一些喂猪煮饭做家务，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十八岁的母亲经人撮合与边远山区的父亲结婚。父亲在那个年代算个“文化”人，在公社和大队上干一些哪里需要就派去哪里的工作，家庭重担全落在母亲肩上。下放“食堂”后，母亲生了我和二弟，文化大革命时期三弟和幺妹又相继出生。“文革”开始时父亲就参加了派性斗争，经常不着家，派性结束时父亲又参加学习班，先是挨批斗，后来又参与整理被批斗人的材料。尽管学习班离家只有十多二十里地，父亲还是一二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回家一次。我们生活在广种薄收、刀耕火种的大山上，养育四个孩子的母亲，家中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都是她风雨一肩挑。母亲由于积劳成疾，多次病倒在田间地角，身上不是背着弟弟就是背着妹妹。文化大革命中期父亲被迫回到了家里，那时候国家基本扭转了混乱的局面，开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中期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生产制度，那时候农民生活的相当贫困，每年每户的口粮都是按“工分”制度分配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谁家出得劳力多，到时候分得粮食也多。母亲想家里多分粮食，天天如此同父亲一起背着弟妹参加集体劳动。歇气时父亲带弟妹玩耍，母亲不是做针线活儿，就是砍柴打猪草，生产队劳动收工时，父母背上不是背柴禾就是背猪草，怀里一个抱着弟弟一个抱着妹妹。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点上媒油灯一边给牲口添草料，一边给我们煮饭，待我们吃饱喝足上床睡觉时，母亲又去给我们洗桨补丁。母亲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鸡叫第一声时，母亲就起床煮早饭，她生怕起来晚了影响我们吃不饱饭，也怕上山劳动迟到扣“工分”。瘦弱的母亲是家里的支柱，她用并不宽阔的脊背扛起了整个家，我们的家庭开始逐渐变好起来，是母亲辛勤操劳的结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我永远忘不了一九七三年农历十月二十九的那一天，那是母亲去世的日子。去世的前一天，母亲拖着病体还在参加集体劳动，晚上收工回家就没有给我们煮晚饭了，在床上忍不住地呻吟。父亲一边煮饭，一边安慰母亲说：忍着点，天亮就去请医生来给你扎针灸。第二天八点多，父亲请来了正在拜师学医的医生，当医生将最后一根银针扎进母亲后颈窝时，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用沙哑的声音喊了声医生救命。父亲抱住了眼看就要倒地的母亲，医生庚即拔出了扎在母亲头上的所有银针，父亲把母亲放到木板上，医生给母亲做了很长时间的人工呼吸。最后母亲断断续续的对父亲说：我不行了，不能跟你一起养育我们的孩子，我死后四个孩子能不能读上书都无所谓，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们养大成人。父亲哭着答应了母亲。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也是最后一次看见母亲流泪，最后母亲使劲扫视了一眼我们姊妹四个，目光停流在妹妹身上，我把妹妹的小手放在母亲手中时，母亲的手微微动了一下后闭上了眼睛。
母亲走的那两三年，我心神俱焚，悲痛欲绝，时常以泪洗面，隔三差五站在母亲的坟前，望着杂草丛生的坟头，多希望妈妈复活过来喊我一声乳名，我们一起回家啊！“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母亲的死去，带走了暖融融的母爱，留下的是孤单痛苦的一群无娘儿。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受到母亲的深深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如今，父亲去天堂与母亲团聚了，我们也是儿孙承欢膝下，虽然我们留在母亲身边的时间不是很多，每当想起母亲临终时对我们的牵挂，断肠人在天涯。
母亲节里怀念母亲，我除了伤感，也只有倾诉了。母亲的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个春秋，是大巴山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劳动妇女，但是在她的儿女们心里，母亲、后妈是伟大的。是儿女们一生的记忆，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