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等部相继称雄。他们骁勇彪悍，逐水草而居，与彼时的中原各时期政权或对峙或臣服或冲突或交融……直至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蒙古政权。自此，分散在蒙古高原的各个部落开始融合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后经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至元世祖忽必烈近七十年的南迁与西征，逐步建立起西至多瑙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东至朝鲜半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西藏地区和南中国海，疆域空前辽阔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
入主中原之后，元朝统治者在政治文化制度上主要采取“国俗”（蒙古法）与“汉法”并存的二元制政策（即各从本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元文明交流共存。纺织业、制瓷业、矿冶等诸多产业十分发达，服装服饰领域也较前朝呈现出不同面貌。与宋代统治者崇尚清雅的审美情趣不同，元代贵族衣着衣饰“喜奢侈、尚富丽”，加金织物广受欢迎。其中备受推崇的，便是金锦纳石失。
难得一见的纳石失眼纱
中国丝织物加金的历史，或可上溯至战国时期，最早由波斯传入中国，隋代开始仿效，到唐宋时期已能织造出比波斯所产还要精美的金锦。而真正的盛行，则是在元明清三朝。
织金织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段子，一类为纳石失。所谓纳石失是由波斯语Nasij音译而来，也作纳失失、纳失思、纳瑟瑟、纳克实等。
上世纪90年代末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出土的44件丝织品中，就有4件纳石失织物，其中两件为眼纱（面罩），分别是白色凤穿牡丹纹马尾编眼纱和棕色方格纹马尾编眼纱。
眼纱是一种外出时佩戴于面部的可透视织物，宋代时就已出现，至明清时期较为流行。宋代周輝《清波杂志》卷五记载：
“輝出疆时，以二月旦过淮，虽办锦裘之属，俱置不用。亦尝以纱为眼衣障尘，反致闭闷，亦除去。然马上望太行山，犹有积雪。”
「眼衣」也称「眼纱」、「眼罩」，通常以疏朗的纱绢为之，普遍样式（基础款）为一块长方形的黑色纱绡，用于出行穿戴。古人佩戴眼纱，最早大多是出于防沙尘的需求，元代熊梦祥所著北京地方志《析津志》中曾提及：
“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涨天。”
京津冀地区自古冬春季节频发沙尘天气，日常出行还能勉强，倘若是在风沙天气时骑马赶路，不戴眼纱将是寸步难行的。按照眼纱实物大小来推测，或也能稍遮住鼻子，防止吸入沙尘。以其轻薄柔软又透气的材质，佩戴起来想必会比今天的风镜口罩舒适不少，不过就防尘能力而言恐怕要画个问号了。除此之外，眼纱还有障蔽面目，甚至眼部遮阳的功能，使用起来相比隋唐时期类似功用的羃䍠（mì lí）、帷帽，要轻便许多。
小小一方眼纱都要加入昂贵珍稀的纳石失用作装饰，元代的审美偏好可见一斑。其实又何止眼纱，崇金又喜丝绸的元代贵族对纳石失的狂热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元史·舆服志》中不仅明确了天子冕服与质孙服为纳石失制，祭祀、朝贡、岁赐、庆典等隆重场合朝臣贵戚也要依品级而穿着纳石失制服。不仅衣帽鞋饰中处处可见其身影，帷幔宫帐也因纳石失而倍显奢丽。甚至不止生前爱不释手，死后也要用其来遮覆装饰。
如此被元贵族们视若珍宝的纳石失又是怎样织造的呢？
开创性的特结锦
鸽子洞出土的这两方眼纱，纳石失包镶于其左右两侧。相关研究人员曾在显微镜下近距离“剖析”了它们，其中一件方格纹眼纱中纳石失的组织较为清晰：
“其地经密度为每厘米52根，白色，无捻，一隔一固结片金线；地纬密度为每厘米12根，白色，无捻；纹纬为纸背片金，宽约0.8毫米，密度为每厘米12根。地纬与片金之比为1:1……”
要理解上述这段组织描述，我们还需要从纳石失的织造结构说起。
纳石失与中原传统织金锦有所区别，它初创了特结锦组织结构。特结锦组织使用两组经线：一组经线与纬线交织，形成地组织（起地）；另一组经线为特结经，用作固结纹纬（金纬），形成纹组织。特结经也与地纬交织，这样能够使纹纬更加牢固稳定，不会轻易滑动。同时扩大了金线外露的范围，延长了金线的浮长，能让织物看起来更加金光闪闪。
金线从何而来
眼纱上显花的金纬线，则使用了片金工艺。按照中国传统的区别方法，纳石失中的金线制作有两种：片金（平金）工艺与捻金（圆金）工艺。宋代文臣虞集在《道观学古录》中记录的纳石失做法即为片金法所制：
“纳赤思者，缕皮傅金为织纹者也。”
所谓「片金」，是将金箔先黏附在薄皮之上，再切割成极窄的长片（宽0.5毫米左右），也称「皮金」。元代多数纳石失均为皮金所制，如鸽子洞出土的另一件白色凤穿牡丹马尾编眼纱，其两侧的纳石失因为年代久远金已剥落，露出了金箔下的羊皮。
元代片金工艺，除皮金之外，也有「纸金」，即将金箔附于柔软的棉纸上再切割成细条。纸金虽亦存在，但皮金仍是纳石失最常规与普遍的制法。
此外，纳石失金线的制作也有「捻金」工艺，即把金箔通过搓捻的手法固定于丝线或棉线上，形成金线。捻金虽是西方的传统工艺，但在不晚于唐代就传入中国，早已融入了中国丝绸的装饰传统。隆化鸽子洞中出土的百纳枕顶纳石失中的金线即为捻金法所制。
别失八里局
元代纳石失的织造主要集中在官府作坊，别失八里局是其中一个主要织造机构。其位于新疆吉木萨尔，为高昌回鹘的夏都。织工则主要来自西域，以穆斯林为主，织造工艺也与中原长期以来的织金工艺有所区别。《元史·百官志》中记载：
“别失八里局，至元十二年，为别失八里田地人匠经值兵革，散漫居止，迁移京师，置局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匹。十三年，置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秩从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除别失八里局设两局外，当时有记载的官造纳石失局还有「纳失失毛段二局」、「弘州纳失失局」（今河北阳原，一说山西大同）和「荨麻林纳失失局」（今河北张家口洗马林），这五局的织工，多是《元史·镇海传》中记载的“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的西域人。
蒙古民族原本生活简朴，缺少手工艺人，在其对外扩张征服各国的过程中，虽有屠城习惯，但惟独对手工艺人网开一面。如此一来，甄选出的阿拉伯、波斯、中亚各伊斯兰国家中身怀绝技的手工艺人被集中在一起，与中原和其他少数民族手工艺人共同构成了元代的工匠队伍。这其中工艺技术的交流与融合就是必然的，这成为元代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推动力。《元史》记载：
“十三年春，宋降，伯颜命惠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元王朝的统治虽仅不足百年，但在元青花，织金锦，棉纺织，元杂剧等领域，依然让我们看到了璀璨的艺术之光，这其中有些甚至是空前绝后的旷世经典，而更多的则成为了后世发展的基础与重要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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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沈从文. 古衣之美.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
7. 华梅等. 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 商务印书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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