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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剧的“改稻为桑”，究竟在铺垫什么？
“改稻为桑”算是基本落下了帷幕。围绕“改稻为桑”的主题横贯了2-30集，几乎占到了2/3的剧情长度。虽然剧集高达29集，但剧里面的主要时间线其实只有半年。
这么长的铺垫其实作用有三。
第一，在剧情上为“倒严”作出铺垫。
正月十五的财政会议里，明着是就国库没银子在打嘴仗，但暗地里严党一直拿着周云逸攻击裕王一派，彼时严嵩仍然是御前赐座的唯一一个人。由于周云逸的事情，嘉靖对清流派是有嫌隙的，但是裕王生了孩子又稳固了自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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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毁堤淹田，嘉靖也丝毫没有想过倒严，只是心中不喜严世蕃不容胡宗宪；六月中，听说沈一石打着宫里的牌子去买田，嘉靖才第一次动了倒严的心思，沈一石死的时候，牵出了浙江的贪墨，看了账册，嘉靖已经决定要倒严，因此试探胡宗宪，可胡宗宪对严嵩的孺慕之情又延缓了嘉靖倒严的心思。到七月份的”三审郑何“，实际上海瑞的供词只是加深了嘉靖倒严的决心，但胡宗宪的不可替代性仍然让他无法倒严。
所以改稻为桑结束后，看上去严嵩和严世蕃的势力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实际上早就失去了嘉靖的信任，地位远不如半年前稳当，唯一维系他们地位的是胡宗宪的不可替代性。这才有了后续那么摧枯拉朽的倒严。
第二，在背景上对大明朝的政治生态作出详细的说明。
大明朝最重要的决策最开始的推进都是缓慢的，譬如改稻为桑。从正月十五到四月中，这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推进，纵马踏青苗、毁堤淹田也还遵从着”地方上疏——朝堂决议——地方执行“的正常博弈流程，各方掌握的信息也大多彼此透明，各自也都有活动和影响决策的方式。
但是越到后面决策的流程就越来越失控。譬如沈一石“奉旨赈灾”事件，朝堂的决策和地方的博弈是同步进行的，各方掌握的信息越来越不同，到了最后的“三审郑何”决策，嘉靖直接约等于废了内阁和司礼监的所有职能，没有任何一派能够掌握信息，所有的直接信息汇总在嘉靖一人手上，他一个人做了最后的决策，所谓“独裁”不过如是。而这种“独裁”造成的“坏”其实不那么直接，即使是嘉靖最后对浙江贪墨的处理也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的“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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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人物塑造上为海瑞最后的治安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清流派对于“改稻为桑”的结果只是失望，这个失望更多的来源于“倒严”的失败。海瑞却是绝望，锥心而刺骨。
很多人在观影中不理解，为什么海瑞这么愤怒？至少，清流派算是局部胜利，也给他升了官，他可以继续跟严党斗，可以和鄢懋卿斗。但其实，他的绝望来自于对自己理想的破灭。年轻的时候，理想更多需要一个具象的人来承载。士兵的理想是将军，文人的理想是明君。你不一定想成为他，但是你的理想里面一定有他。这个人可以失败，可以死亡，唯独不可以真实。
海瑞是个读书人，少年失父，对书里的君父有天然的孺慕之情。所以在官场所见种种，他只以为是严嵩和司礼监的恶。
“二审郑何”里面嘉靖的圣旨又加深了这种印象。这种对君父的景仰也是他顶住压力“三审郑何”的动力。可最后“改稻为桑”的结果仍然没有任何改变，该杀的没有杀，不该苦的还要苦。海瑞对嘉靖的幻想破灭了，他的理想也破灭了。他领悟到依靠清流的势力去“倒严”是徒劳，或许”倒严“本身就是徒劳，因为症结本来就不在严嵩。
所以最后，他才会选择了死谏。若是没有”改稻为桑“这一遭，海瑞最后上《治安疏》便会显得浅薄，因为他不够痛苦也不够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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