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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每一个生命来到地球之前都已经选好了自己的人生剧本吗？你相信我们每个人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一个灵魂自己作出的选择吗？再或者，你相信系统会有系统良知吗？
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系统，我们从成为一个胎儿，就加入了父母双亲的家族系统。我们上学，就加入了班级甚至是学校这个系统，我们上班，就加入了公司这个系统。我们一群人出去旅游，我们也加入了团队这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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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歌案中，江歌、江歌妈妈、刘鑫、刘鑫父母、陈世峰、陈世峰父母，这又形成了一个社会上万万千千的系统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系统。
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在这个系统里，出现了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失序行为。
比如，明明是刘鑫和陈世峰之间有矛盾，但被夺走生命的却是江歌。陈世峰用残忍手段剥夺了江歌的生命，他才是罪大恶极，他才更应该被舆论谴责，但我们看到舆论几乎一边倒的都在谴责刘鑫，因为她和她的家人做出了一些触及人们道德底线的行为。
江歌和刘鑫是闺蜜，江歌受刘鑫牵连丢失了生命，按理，我为你生命都丢了，我妈妈就是你妈妈。但是，刘鑫和江妈妈却几乎反目成仇。作为刘鑫的父母，别人的闺女用生命保住了自己闺女的生命，那是一种多大的恩德，按理，这么大恩大德，我做牛做马伺奉你一生都无法报答，可怎么就变成了仇人了呢？
杀人偿命，这是我们大中华上下五千年以来的一致认知，也是我们的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不可置否。可案发在日本，日本的法律不一样，杀人者极有可能不用判死刑。于是乎，媒体舆论作为系统外的“介入者”介入到系统内，江妈妈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抓住了这个“介入者”，让刘鑫现形，签名请愿让凶手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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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事件来看，我们会发现“介入”“拯救者心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是江歌“介入”了刘鑫和陈世峰的分手闹剧，被无辜剥夺了生命。江歌有要拯救闺蜜的拯救者心态，所以她挡在了闺蜜面前。
媒体舆论“介入”了整个案件中，把一件法律刑事案，“变成”了一件拯救人类道德的道德伦理案。人们更关注的是刘鑫及其家人对江妈妈对江歌的态度，而不是杀人凶手的认罪态度。
媒体舆论的这一“拯救”，不但没能把刘鑫从道德漩涡中拯救出来，反而放大了江妈妈的受害者情愫——刘鑫，全世界都认为你是错的，你居然还不主动出来为我闺女作证，我闺女为了你把命都丢了，你居然还这样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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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的行为确实让人气愤，但舆论过度的关注刘鑫的行为，不但放大江妈妈的受害者情愫，让江妈妈本来承受100分的伤害变成了200分，让本来已经够不幸的遭遇，在舆论的渲染下显得更加的凄惨。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愤怒的目光都投向刘鑫的同时，我们忽略了江妈妈的精神状态。
在《人物》里有一篇主要讲述江妈妈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承受了那么多人的好意，江秋莲觉得自己‘死都不敢死’，审判越近，她又感觉离江歌越近。”承受失去独女的痛苦已经够她受了，现在还要背着“承受了那么多人的好意”的包袱，她不得不一边承受锥心的失独之痛，一边记挂着这份“大众恩情”。如果一直支撑着她的“为江歌讨回公道”这个愿望没能按她的预期实现，她会不会崩溃？
而媒体只看到了“把我们全人类拖进道德谷底”的刘鑫，却没能看到江妈妈心理支援的需求。
刘鑫再不堪，也只是极个别，相信泱泱大中华的道德水平也不会因一个刘鑫就真的突破底线跌入谷底。我们更需要的是引以为戒，我们要学会从别人付出生命代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懂得什么是界限，懂得尊重别人的命运。
我们拯救不了别人的命运，但系统良知会让每个该付出代价的人都付出相应的代价。
刘鑫受益于江歌为她挡刀，但是她没有做出与她的受益相符的付出（比如照顾和安慰江妈妈，主动为江歌作证等），所以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由此而承受的心理负担和损失，这就是她付出的代价。
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刘鑫，她眼看着一个生命因她而被杀害，她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的是“看见”事实的“真相”，然后学会臣服和尊重。如果我们还能做什么，我希望那些声讨刘鑫的声音，变成是对江妈妈的祝福，祝福她悲伤过后，仍然能健康平静地安然安度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