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22日—27日,红军前方司令部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加强抗日教育及军事训练,限十天准备完毕,待命出动”。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就红军作战问题致电红军总部提出改编原则。
早在八路军出师之前,中央军委通过从多方面侦察以及搜集到的敌情资料,基本掌握了华北日军的兵力、部署及企图等主要情况,确定韩城附近是极佳的渡河点。关于八路军东进,国民党曾给出了几个路线。
8月3日,红军还未改编,蒋介石命令红军全部经陕北,“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在承德方面活动。8月4日,又令西安方面催促红军按上述路线出动。这一路线经过的陕北地区虽属党领导下的老革命根据地,但土地贫瘠,旱灾严重,粮食缺乏。八路军数万大军徒步六百余公里,补给将会遇到很大困难。尤其承德地区,易受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夹击。八路军在该地区作战,即使付出极大牺牲,也难以长期坚持。这条进军线路被否决。
第二条路线是国共两党谈判期间,黄绍竑、白崇禧等人提出的八路军两个师由渭南出发,经风陵渡,沿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在电文中他指出,当年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以为戒,所以这条路线同样被否定。
第三条是,国民党南京军委会提出的红军沿陇海铁路由河南境内转平汉铁路挺进华北。
上述这些路线均不适合八路军当时的形势。除了前期对敌占区的情况了解外,毛泽东还详细查阅了地图和相关的历史、地理资料,经深思熟虑后认为,地处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的黄河古渡口是最佳的渡河点,它的地理位置特殊,这里河面宽阔水流湍急,阻挡了日军攻入陕西,而且八路军从芝川东渡黄河,还避实就虚,能够有利于八路军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毛泽东于8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与会同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由韩城县芝川黄河渡口东渡黄河出师抗日。为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中共陕西省委动员沿途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迎送八路军,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给沿途各地下达命令,由地方政府负责欢迎和接待事宜。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共韩城县委配合国民党县政府按期征调了100多只大木船,集中到芝川渡口备用。芝川镇附近村庄的群众,也做好了迎接八路军过境的准备工作。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左权任副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统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 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4万6千余人。划归阎锡山第二战区序列,防区为晋东北。
第115师从三原出发于8月30日抵达韩城,次日从芝川镇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最前线。 9月8日第120师从富平出发到达韩城芝川黄河渡口。9月10日,韩城各界在县城中心大操场上举行欢迎120师大会,120师政训处副主任甘泗淇讲话,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和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罪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指出八路军是救国救民的人民军队。随行的剧社,还演出了《亡国恨》、《铁蹄下的同胞》、《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并演唱了《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这些演讲和联欢演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现场不少进步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11日早晨,120师司令部、政治部和战斗剧社率先渡过黄河。16曰上午,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条船随部队东渡入晋,19日到达侯马,21日抵太原。 10月6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部于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次日全师渡过黄河抵达山西抗日前线。从8月下旬到10月上旬,八路军用时40余天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随着八路军渡过黄河,毛泽东提出了在山西展开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即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以对敌形成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9月中旬,八路军先头部队第115师,沿同蒲路北上,向晋东北星夜开进。9月25日,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给该部以歼灭性的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广大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第115师先头部队乘胜向晋东北、察南、冀西敌占区展开,于10月份连续收复县城十座,严重威胁敌军平汉线的交通,并切断了代县至张家口间敌人的公路交通补给线。
9月下旬,第120师在大同、太原的翼侧展开,对沿同蒲路南下敌人实施侧击。此举不仅对敌侧后造成的严重威胁,牵制了敌军南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在忻口作战,而且还对掩护黄河河防、保护陕甘宁边区及加强晋东北地区与后方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占据绝对制空权的日军对忻口前线国军进行狂轰滥炸,国军损失惨重。为了从根本上打击敌人制空权。1937年10月19日,第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联以第3营为突击队,夜袭阳明堡机场。第3营直袭机场。突击队从东西两侧隐蔽进入机场,当进到距飞机约30米时,被日军哨兵发觉。突击队当即发起攻击,一部歼击日军警卫分队,一部迅速扑向机群,用机关枪、手榴弹向飞机猛烈袭击,顿时燃起熊熊火焰。经过1小时激战,第769团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毁伤飞机24架,取得“阳明堡大捷”,支援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作战。第129师依托太行山脉在晋东南地区展开后,于10月22日至28日连续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等地给西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并于11月上旬与第115师主力协同作战,在广阳地区歼敌1200余人,给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以歼灭性打击。
1938年2月上旬,第115师主力依托吕梁山脉在晋西南展开,与晋西北、晋东南两抗日根据地策应,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使得日军难以轻易进犯黄河河防。至此,八路军三大主力依托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等山脉,形成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的山西战略四角,控制了山西的大部战略要地,不仅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基础,还有力地拖住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进攻步伐。
《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位于陕西韩城芝川镇黄河岸边的凤凰台上。1957年和1965年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邮票中发行了2枚“八路军东渡黄河”的邮票。
199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由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倡导“红领巾黄河行动”,全国亿万少先队员省下自己的零花钱捐建了这座纪念碑。5月8日奠基,9月落成,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