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篇：好人是怎么做了坏事
1961年，耶鲁大学，林斯里-奇滕登楼。
招募广告写的是“记忆与学习研究”。参与者来到实验室，遇到了实验者和另一名“参与者”——实际上是演员。通过貌似公平的抽签，参与者总被分配成“老师”，演员总是“学生”。
“学生”被带到隔壁房间，绑在一张椅子上，连上了电极。
“老师”——真正的参与者——坐在一台巨大的机器前。机器上有30个开关，从“15伏——轻微电击”，一直到“450伏——危险：严重电击”，最后一档标着“XXX"。
实验开始了。“老师”朗读单词对，“学生”通过对讲机回答。每次答错，“老师”需要按下下一个开关，给“学生”施加一次电击，而且每次要增加15伏。
当然，没有任何真实的电击发生。但那个声音是录好的——
150伏时，“学生”开始喊叫：“我受不了了，放我出去！"
270伏，发出痛苦的哭喊。
300伏后，归于沉默。再按，没有任何回应了。
当“老师”犹豫、要求停止时，穿白大褂的实验者平静地说：“请继续。" ”实验需要你继续。"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最终，大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把开关一直拨到了最高档的450伏。
他们中没有虐待狂，没有特别邪恶的人。他们是普通人——工人、教师、销售员，普通的美国成年男性。
他们全程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痛苦：颤抖，流汗，不停地问“我可以停下来吗”，有人甚至哭了起来。但他们还是继续按下去了。
这个实验，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设计的。他后来在报告里写：“在权威的压力下，普通人能够做出异常残忍的行为，而且他们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残忍。"
为什么这么多人按下了那个开关？
事后，米尔格拉姆分析了这些服从行为的机制。
首先是权威。穿白大褂的实验者，代表了科学机构的权威。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学到了服从权威通常是正确的——老师说了算，医生说了算，专家说了算。这个习惯在这里被滥用了。
其次是责任的转移。实验者说“你没有选择”时，参与者的内心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不是我在这么做，是我在执行指令。责任从自己转移到了发命令的那个人。很多参与者事后说：“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事。"
还有逐步升级。没有人一开始就被要求按450伏。从15伏开始，一步一步，每一步和上一步的差距只有15伏，感觉“差不多”。当你已经按了300伏，再按315伏，好像也没有本质区别。但若一开始就要求你按450伏，几乎所有人都会拒绝。
一步一步走进深处，每一步看起来都只是上一步的小小延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真实世界里的道德滑坡是这样发生的。
一个旁观者的困境
1964年3月，纽约，一个叫凯蒂·吉诺维斯的年轻女性在回家途中被袭击，在公寓楼外被刺死。
事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附近三十多名邻居听到或目睹了部分事件经过，却没有人打电话报警，没有人出手阻止。后来的历史研究表明，这篇报道夸大了“无人援助”的程度——事件中确有人试图呼救和报警，但当时的报道将这一叙述大幅放大。
尽管如此，这篇报道引发的震惊是真实的，它也触发了真正重要的心理学研究。人们问：在紧急情况下，为什么旁观者往往不采取行动？
两位心理学家达利和拉塔内被这个问题触动，开始做实验。他们发现了一件违反直觉的事：
旁观者越多，单个旁观者帮助他人的可能性越低。
这被称为旁观者效应。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原因是责任扩散：当只有你一个人在场，帮助的全部责任在你；当有十个人，你只感到十分之一的责任。但每个人都这么想，结果是没有人采取行动。
另一个原因是多数无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会观察别人的反应来判断事情是否严重。但其他人也在观察你。你看到周围人面无表情，于是认为“大概没什么大事”——而他们也从你面无表情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群人在信息上互相参照，都做出了“没事”的错误判断。
知道了旁观者效应，就知道怎么打破它。
如果你需要帮助，不要对着人群喊“谁来帮帮我”——那样每个人都会觉得“别人会去的”。要直接盯住一个具体的人，说：“你，穿蓝外套的先生，请帮我打急救电话。”把责任具体化，不给“别人去做”留空间。
改变条件，一切不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继续做了大量变体实验，测试哪些因素影响服从率。
当实验者不在现场，而是通过电话发出指令时，服从率大幅下降——只有大约20%的人坚持到最后。权威必须在场，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
当另一名“老师”（演员）当着参与者的面，拒绝继续执行任务时，大多数参与者也跟着拒绝了。一个人的反抗，打破了“这是正常的”这个假设，让其他人看到了“可以说不”的可能性。
这个发现，有时候比实验本身更重要：情境的力量巨大，但情境可以被改变。
某一个人的行动，可以重塑整个群体的行为。
情境比性格更有力量
米尔格拉姆实验，以及其后几十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汇聚成一个让人不安的结论：
我们的行为，受到情境的影响，远超我们认为的程度。
我们倾向于相信，坏事是坏人做的，好事是好人做的。一个人做出了残忍的事，一定是因为他本性残忍。
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参与者，是普通人，在特定的情境下，做出了他们平时绝不会做的事。
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做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把普通学生随机分配成“囚犯”和“狱警”，模拟监狱环境。六天后，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据称那些扮演狱警的学生开始对“囚犯”实施心理施压。
不过这个实验值得多说一句：后来的研究者在翻阅津巴多的原始档案后发现，实验中“狱警”的某些行为是在研究者的明确引导下产生的，而不完全是自发出现的。津巴多本人也在实验中担任了“监狱长”的角色，并对参与者施加了压力。因此，这个实验目前在心理学界颇有争议，无法作为“情境能自发让人变恶”的无争议证明。
尽管如此，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本身经过多次重复验证，已经足够说明一件事：
这不是说性格不重要，不是说所有人在任何情境下都会完全一样。但情境的力量，被我们严重低估了。
知道这些，然后呢？
这一系列的发现——光环效应、基本归因错误、从众、服从、旁观者效应——描绘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图景：我们很容易被外表欺骗，容易把环境误读成性格，容易跟着人群走，容易在权威面前放弃判断，容易在人群里推卸责任。
但研究者的态度，大多不是悲观的，而是这样的：
知道一个偏差的存在，是抵抗它的第一步。
知道了旁观者效应，你下次目击有人需要帮助时，也许会直接站出来，而不是等着别人去做。
知道了基本归因错误，你也许会在对某人做出快速判断前，多停留一秒：他今天经历了什么？
知道了从众的力量，你也许能在某些重要的时刻，更有意识地问一句：我是因为真的这么想才这么说，还是因为周围人都这么说？
社会心理学最大的贡献，不是告诉我们人有多可悲，而是帮助我们理解情境的力量——从而让我们在做选择时，多一分清醒。
那些颤抖着按下去的手
回到那个实验室。
那些按下最高档电击的人，事后的心理是复杂的。很多人需要心理辅导，来处理“我以为我伤害了一个人”的创伤和困惑。
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一个精心构造的情境里，走进了一个没有人为他们标出出口的迷宫。
如果你在那个椅子上，我们无法保证你不会走同样的路。
能做的，也许是：
了解那个迷宫的设计，这样当你下次踏入一个类似的情境，也许能早一步认出墙壁，然后在墙还不那么高的时候，停下来，转身。
这让人想到一个问题——
情境可以让我们做出平时不会做的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谓的“性格”，只是环境的产物，根本不是稳定存在的？
“我是一个宽容的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些关于自己的信念，到底有多真实？还是换一个情境，一切都会不同？
也许真相在中间：我们确实有相对稳定的性格，但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被情境塑造；我们不是环境的完全产物，但我们比自己以为的更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那性格，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基因决定了多少，成长经历决定了多少？
更重要的问题是：了解了人格、了解了情境的力量、了解了所有这些关于大脑和行为的知识之后——
什么才能让我们真正过得好？
彩票得主，一年后告诉你：中奖带来的幸福感已经消退了。
截瘫患者，一年后告诉你：我的幸福感，和我想象的没差那么多。
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来源？
最后一篇，我们来聊这个所有问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