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二个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一切正常，白白胖胖的，哭声也洪亮。母亲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说这孩子长得结实，比我小时侯壮多了。可是当他两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别的孩子这个年纪已经开始咿呀学语、叫爸爸妈妈了，他却始终不开口。你叫他名字，他不理你；你拿玩具逗他，他的眼睛不看你，只是盯着自己的手指，反复地、机械地摆弄着。一种隐隐的不安在我心里扎了根。
我们带他到徐州市儿童医院做检查。候诊室里全是带着孩子的家长，有的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妈妈腿上，有的在地上跑来跑去，还有的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旁边的家长赶紧把他抱住。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们。医生问了一些问题，做了一些评估，然后让我把孩子带出去玩一会儿。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什么要支开我们？
结果出来了。诊断书上写着：语言发育障碍，有自闭倾向。医生说了很多专业术语，解释了这个病的成因、表现、预后。我坐在那里，耳朵里嗡嗡的，只断断续续听到几个词：“终身”“无法根治”“康复训练”。周围的声音忽然变小了，走廊里的脚步声、隔壁诊室的叫号声，都像隔着一层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闭是什么东西。后来我慢慢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叫“谱系障碍”，什么叫“刻板行为”，什么叫“社会交往障碍”。知道了很多孩子终身无法独立生活，知道了很多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那些信息一条一条地钻进脑子里，每一条都像一块冰，沉甸甸地压在心上。
接下来，就是漫长而看不到尽头的求医和康复之路。
我们试想过很多办法。正规的康复训练一直在做，但除此之外，只要听说哪里有可能治这个病，我们都会去打听。有亲戚说某个村子里有个道士会画符治病，我们去了。道士拿着一张黄纸在孩子面前晃了几下，嘴里念着听不懂的咒语，然后把符纸烧成灰冲在水里让孩子喝下去。孩子不肯喝，哭得撕心裂肺，我端碗的手一直在抖。还有人说某个地方有个民间高人，能用针灸治自闭症。我们也去了。看着细长的银针扎在孩子细嫩的皮肤上，孩子在哭，我站在旁边，指甲掐进手心里，掐出一道道白印子。每次从那些地方回来，孩子还是老样子，家里却多了一堆灰烬和药渣。
2021年的时候，通过抖音了解到临沂有一个地方能治疗孩子相关的病。视频里说效果很好，很多孩子去了之后都开口说话了。当年的暑假，我们一家四口都过去了。在那住了有半个多月。全国各地来了很多人，有安徽的，广东的，云南的，福建的，内蒙古的，河南的，天南地北的口音在那间不大的治疗室里交汇。基本上每天有一百多号孩子在那做诊疗。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孩子，病症虽然不一样，但大致相同——不说话，脾气暴躁，叫名字没反应，目光不对视。
等待治疗的时候，家长们坐在走廊里互相交流。一个安徽的妈妈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她辞了工作带孩子治了三年，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孩子还是一个字不说。一个广东来的父亲蹲在墙角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掉在裤腿上也不掸。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孩子的病聚到了一起，彼此之间不需要多说什么，看一眼对方孩子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那种心照不宣的理解，比任何安慰的话都更让人心酸。当时好像确实有点效果，孩子似乎安静了一些，眼神也好像多了一些。坚持了半个多月，并无太大进展。回来之后，我们也和一些当初去做治疗的家长联系，基本上都是没有效果。
最终还是回来老老实实做康复训练。如今小儿子十一岁了，情况依然没有大的改观，某些行为似乎越来越严重。他会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会反复地拍打自己的头，会毫无征兆地哭闹或尖叫，会撕自己的衣服，带他出一趟门要提前做好多准备——先去踩点，确认环境不会太嘈杂，确认有可以随时撤离的通道。即便如此，也经常会出现我们控制不住的局面。十一岁的孩子，个子已经到我肩膀了，力气也不小。他不高兴的时候，我抱住他，他挣脱，我再抱住，两个人在超市门口、在公交站台上、在人来人往的街道边僵持着，周围的人投来好奇或不解的目光。我已经学会了不去在意那些目光——我只在意他有没有伤到自己。心里真的有点憔悴。
但有时候，他也会安静下来。安静的时候他会坐在窗台上看外面的树，风把叶子吹得哗啦啦响，他看着看着，嘴角会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那种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干净。那一瞬间会觉得，他什么都懂，只是说不出来。
有的时候也会让你心生感动，吃饭的时候，在无味之间会挖一勺菜送到你的嘴里。偶尔也会用额头往你身上蹭，他也有亲近你的感觉，只是他不会表达。偶尔也能帮你拿个凳子，递点东西，他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能让我高兴好几天。
好在大儿子一直比较省心。从小到大没上过补习班，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今年正是高考的关键时期，我在心里希望他能考一个好的成绩。两个孩子，一个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一个即将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有时候不知道该往哪边多走一步。
这几年父亲、母亲又相继离世，我自己成了没有爸妈的孩子。当然这认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没有走好路。
这几年日子真的不顺，小儿子的病情一直没有得到大的改变，求医问药的费用像流水一样往外淌，家庭又出现了一些变故，而我自己因为各种原因，财务状况也非常的糟糕。一系列事情的出现，让自己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有时候深夜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灯也不开。窗外有路灯透进来微弱的光，照着茶几上堆着的康复训练资料和账单。我会想起很多年前在北海那个小黑屋里，讲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骗”字，说你们是被骗来的。那时候我以为那是人生最难熬的时刻。后来在苏州被私人老板骗了两个月的工钱，我也以为那是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再到后来，在南京体育场的草坪上坐着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以为那就是人生的最低谷了。现在看来，那些都不算什么。那些都是可以扛过去的——被人骗了可以重新开始，没钱了可以再去挣，迷路了可以再找方向。但孩子的问题，不是你能扛就能扛过去的。它是一种漫长的、没有尽头的消耗。而且你不能倒下，因为你倒下了，他就真的没有人管了。
有一次，我在医院走廊里看见一个父亲，头发全白了，推着轮椅上的儿子。儿子大概有二十来岁了，歪着头，嘴里含含糊糊地发着谁也听不懂的声音。父亲弯着腰给他擦口水，动作很轻，像在擦一件很珍贵的瓷器。那个父亲抬头看见我在看他，冲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那一瞬间，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我自己——十年后、二十年后的自己。那种恐惧，不是被人拿刀抵在脖子上那种恐惧，是一种更深更沉的、压在骨头缝里的恐惧。
但我又想起自己的父亲。他出生在战乱年月，在跑反的野地里被奶奶抱在怀里；他经历过饥饿、贫穷、丧父之痛，把五个孩子拉扯大；他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他用沉默的脊背撑住了一个家。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他那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里，装着多少说不出来的东西。我现在也蹲在门口抽烟了，抽完了在鞋底上磕磕烟灰，那个动作和父亲如出一辙。
从四岁开始，我的记忆从一场离别开始。祖父走了，父亲接住了那个家。二哥走了，留下一个五岁的孩子。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留下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继续往前走。离别，似乎是这条路上永远不会缺席的同行者。而如今，轮到了我。我不知道我能撑多久，但我知道，只要我还在，这个家就还在。
前些天，大儿子跟我说他想报省城的大学。我说好，你自己决定。他问我会不会太远，我说你爸当年一个人从村里走到省城，走了二十年。你现在坐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他笑了笑，回房间复习去了。我看着他关上的房门，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坐在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上的自己。那时候我以为走出去了就不会再回头。现在我知道了，人这一生不是走出去就完了，走出去之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有的路是看得见的，有的路是看不见的。但都得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楼下有光，路灯亮着，照着那条平整宽敞的柏油路。一个个画面突然闪现在我眼前，那个10岁的男孩曾经趟着泥水路去村小上学；那个13岁的少年曾经摔倒在石子路上；那个14岁的时候少年背着喷雾器在稻田里打药；那个21岁的青年曾经坐在长途汽车上，怀揣着录取通知书，奔向远方的城市；那个26岁的年轻人曾经拎着行李箱从南京回来，站在重新修建的柏油路边。
如今那个男孩已经人到中年，站在窗前往下看。路灯还亮着，路一直伸向远方，看着路灯把柏油路面照得泛着暗沉的光，若有所思。
这么多年，从小学到大学，从城市到农村，从泥水路走到柏油路，从孩童变成了中年。
他一直在走，岁月一直在更替。只是和从前不一样——从前是一个人走，现在身后多了一家人。他们跟着他，他领着他们。一步一步，慢一点就慢一点，但只要还在往前走，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