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针灸研究学者黄龙祥和历史研究学者李建民的几篇为例，列举二人各自对古典针灸知识的研究中所应用的方法与不同的论证方式，从而探讨古典针灸知识或许可从多角度观看，内外史的壁垒或许可以就此消解。
【关键词】：古典针灸知识；观看方式；黄龙祥；李建民
1总论
刘咸炘在《治史绪论》中提到，历史学有四个层次，“一曰考证事实，是为史考。二曰论断是非，是为史论。三曰明史书之义理，是为史法。四曰观史迹之风势，是为史识。”前两部分是“本手”，后两部分则是在“本手”之上的“妙手”。古典针灸知识是基础，而观看方式则是一种阐释学范畴的探讨。
2黄龙祥
2.1经脉学说与扁鹊脉法的血缘
本篇文章作者通过对扁鹊医学与经脉学说的经文记载作比对论证，得出一重要结论：经脉病候的“是动”病，以及病候所源于的标本诊法、病候的治疗原则和针灸治疗皆出自扁鹊医学，从而鉴定了经脉学说与扁鹊医学的“血缘”关系。黄龙祥的阐释颇具一种“在风中，观风势”的意味，基于古代经文阐释知识的发生发展源流是黄龙祥文章的一大特色，非常具有可读性，另一方面，黄龙祥的论证具有“故事性、探险性”，这是一位既专业又会讲故事的学者，从这一篇文章便可看出端倪，如：从标本诊法出现，到以“在下脉口为本，在上脉口为末”的本末关系的确立，距“经脉”概念的诞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古人先通过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途径、方式先构建了经脉学说，并以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总结出了经脉病候，然后扁鹊及其传人受经脉循行的指引发明了脉诊并受经脉病候的启发总结出了相关的脉候；当总结出的远隔部位病候越来越多时，古人寻求对这类远隔关联现象解释的欲望就越来越强，才会出现种种不同理论解释，而对于所有基于四时阴阳学说解释的不满足，成为古人最终采用“脉”的直接联系解释脉候的最大动力所在，等等[1]。
2.2 针灸古籍中腧穴主治错误举例
针灸古代文献在传抄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积少成多，以讹传讹使得逐渐失去其本来面目，本篇主要列举了部分针灸书中的错误示例。尤其是那些较有影响的针灸书，其知识在传抄过程中的影响远远大于那些不那么耀眼的针灸书。这种传抄的错误累积，又构成了一种观看方式，倘若一个针灸医生没有经受过文献学的规训，那么他会认为现在所呈现的知识就是事实，在实际应用中也会依此为据。
2.3 灸法源流考
本篇是依照古籍对“灸法”这一中医技术进行源流梳理，主要以“灸法”的类别为划分依据。这一梳理仍是在中医知识与技术的范畴之内进行描述，知识史是否可以等同于知识的源流，如果可以，那么可以设想，中医里的任何一项技术都可以置于知识史的向度下去讨论，这样就可以消除某些内外史的壁垒。
2.4 中医古籍校勘的新思考与新探索
校勘，属于文献学的一部分。本篇是作者总结自己三十多年的中医古籍校勘经验，又以文史类古籍整理《清史稿》及二十四史作为参照，为中医校勘更加规范化、合理化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意见。结合相关校勘实例，本篇作者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一，校勘的目的是求真复原，复原包括文字和结构两个方面。其二，考察古医籍的基本构成不仅是恢复古医籍结构的前提，而且还为重新审视校勘学基本概念“衍”“脱”定义、正确处理异文提供新的思路，为解决校勘疑难问题提供重要证据。其三，应用本校法、他校法，一定要清楚其适用的场合和慎用的禁则。应当关注并吸纳文史类古籍校勘的最新研究成果，纠正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或错误认识，不能再走他人和古人走过的弯路。其四，异文检出的质量取决于底本和校本的选择是否合理，而底本与校本选择是否合理取决于版本源流的考察是否准确、系统。异文处理的质量取决于对异文性质的判定和对造成异文原因的精准、全面的解析。其五，由规范用字所致异文的处理，既不可简单化也不能无端复杂化，不可滥用“通假”为中医古籍的常见误字辩护。在国家出台能满足中医古籍整理需求的正字规范之前，主要通过归纳通例进行规范，在中医行业没有建立通字 规范之前，应充分借鉴文史界古籍用字通例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六，对于传抄之 误造成异文的正确处理，关键在于对造成异文原因的分析是否正确和到位，正确辨识出真正的“衍”“脱”并分析出致误的原因，特别是那些 “衍”“脱”“讹”并见的复杂异文的处理。如果不能一步步解析出连环出错的过程，则校改无从下手，而盲目 校改不仅不能纠正原有的错误，还会导致后人更难以发现的新错误[2]。
3李建民
3.1 “羊矢”之谜与中医肌肉的身体观
本篇以一个不常常为人所关注的腧穴“羊矢”为切入点，作者梳理了不同医籍对于此穴的命名及部位论争，试图揭示中医肌肉身体史的一个待解之谜。文中提到现存大量明清时期的脉穴图像未标识出“羊矢”的具体部位。在解读“羊矢”的部位之争时，作者运用了文字考证的方式、文献梳理的方式阐释。结论得出“羊矢”的部位大抵在动脉附近，从而引申出动脉诊法的逐渐没落，而“羊矢”穴也在各种诊法失传过程中渐被人遗忘。然而“羊矢”穴究竟在哪，说法不一，在时隐时现的历史记载中，这一穴位又何处可寻？有些医家群体认为羊矢不是穴位，文中提到“羊矢作为一个反常孔穴的个案，表达身体史的某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充分得到理解，如何观看传统所留下的形式不一的脉穴图像。法国艺术史家指出并不是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中医的脉穴图看不见肌肉，中医更注重“神”的感受，我们观看不到孔穴只是一个个相似的圆圈或黑点，却感受不到它们各有大小差异，所在相异位置的肌肉也有厚薄的不同，腧穴的能量也有所不同[3]。医病之间的一种持续互动产生的一种观看感觉或许比书本文献中的平面知识来得更为实在。文章结尾提到“我们应思考如何重新观看、觉受中国医学肌肉及密布其上孔穴的身体”。
3.2 《汉书·江充传》“桐木人”小考
开篇作者提出针灸术的起源至今还是谜团，并引证各种证据论证这一起源或许与巫术有关，而江充以医理言巫蛊，显示二者之关联。后文又列举徐秋夫案，再次印证巫蛊方术，此篇“桐木人”之小考以实物来回溯一段史实，结尾提到经脉出土文物的命名也可依此作考。
3.3 被忽视的中医手术史
手术史、手术观以及外科解剖研究虽然在中医史上一直未间断，但以内科法治外科病还是占据主流。史学研究者文章的一大特点，即每叙述一句话，必有参考出处，纵观全篇的论述（观看）方式，以“割皮解肌与津液周流”为开端，提到了“中医肌肉解剖观”，而以古籍中所描述的肌肉与脾胃的关系（肌肉身体观）为下文论述“中医治疗的‘内科化’”埋下伏笔。文章提到一开始中医外科看病不依赖脉诊，早期中医流行的多种外诊法，曾有一种触摸全身体表的“诊皮法”。廖平一篇被忽视的医学史论文收集了早期“肌”“肌肤”等表面诊法，这种外诊法的术语如“滑”“涩” “紧”“坚”等后来都演变成寸口脉诊之名词。从外诊到内诊（脉诊）法的转变，在中医外科史上为时极晚。一些著名医家的著述往往也会影响一种知识的历史趋向，如文中提到陈修园批评外科的各种技术：“儒者薄之而不言，所以愈趋而下也。余少年遇险逆之证，凡外科束手而无策者，必寻出一条大生路，为之调整，十中可愈七八。非有他术，盖从《伤寒论》中体认。”陈修园希望外科治疗思路回归古代汤方经典，而外科治疗全面“汤液化”，在清代大部分文献中得到证明[4]。不过，后世医家对于外科治疗与汤方治疗仍有争论。
3.4 比较医学史的再思考
本篇文章开头提到一种“想象”的医学史写法，并提到“虚构”一词，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他想象中医的身体感是植物式的，医生观察病患的脸就像园丁观察植物一样，文中提到“中医无肌肉论”贯穿全书始终，中、西医学的身体感是不同的。王吉民的《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文中提到此书的有趣之处在于用近代西方的“新发明”（外科、解剖、生理、卫生、内科）来组织章节，陈明的《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则深入不同时期的医学群体与社会文化来叙述。范行准的《中国古代军事医学史的初步研究》，相对于栗山的“异国风情”医学史，其洞见在于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医学史领域，他发掘史料的途径是正史、兵书的记载，而不是来自于医书，其所形成的卫生观涉及环境史、制度史、营养饮食史等多领域。范行准的医疗史研究新课题，都有“比较认识论”的另类想象，国外学者提出“身体是否是史学的对象”。本篇最后指出，回顾过去的医学史作品，医史工作者创作出新的作品、新的生命，是一种“风格”的美学范畴。
4 结语
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所谓次级的历史是指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正如哲学对自身的批判形成了哲学史，历史对自身的批判也形成了史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5]。内史与外史，都是描述知识的方式，纵观早期的医史学家，研究多为“通史”“大历史”，究其原因，壁垒在于学科的细分化，在这种大环境下，内外史存在张力正是学界的一种反思结果，与传统史学研究的反思相类似。
参考文献：
[1]黄龙祥. 经脉学说与扁鹊脉法的血缘[J].中国针灸，2015，35（5）：517-523.
[2]黄龙祥.中医古籍校勘的新思考与新探索[J].中医文献杂志，2021（3）：15-20.
[3]李建民.“羊矢”之谜与中医肌肉的身体观[J].中医药文化，2016（3）：4-12.
[4]李建民.被忽视的中医手术史[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17（1）：9-13.
刘兵，章梅芳.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J].清华大学学报，200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