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武帝一朝尊儒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始于建元元年(前140)，终于元狩元年(前122)，前后经历了长约十八年的历程，使得尊儒活动与这一期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
依据司马迁的记述，构成当时思想领域斗争的内因，可细述为如下两点：
一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势力，趁汉武帝年纪尚轻、羽翼还不丰满时，打着“尊儒”的幌子以争夺最高权力
二是汉武帝在真正掌权后，一方面深感有必要寻找一套新的学说为其大一统专制政治提供依据，装点门面，另一方面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的道家思想集团被汉武帝视为政权的潜在威胁，故而借助“尊儒”以“黜道”，对刘安集团实施剿杀。
《史记》记述的汉武帝朝的尊儒活动一共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于汉武帝登基伊始。此一阶段上演的一场波澜起伏的政治好戏，主角并不是少年汉武帝，而是他的祖母窦太后与母亲王太后。年轻的汉武帝此时还受制于王氏集团，并未真正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
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是一个深谙权术的女子，玩弄各种阴谋手段，使汉景帝废掉无辜的栗太子，改立她的儿子刘彻，自己则成功地坐上皇后的宝座。汉景帝驾崩后，17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王太后趁儿子年轻，不甘寂寞地由后宫登至政治舞台的中心，开始“称制”以行太后职权。
王太后能够至此，与其同母异父弟田蚡的大力协助不无关联。田蚡及其宾客成为王氏外戚集团的中坚力量。然而王太后即使成功“称制”，也不敢过分得意，因为她很清楚，在她面前还横亘着一个政治势力，制约着其政治野心的实现，这就是她的婆婆窦太后及其背后的窦氏集团。
窦太后的权力欲，较之于她的儿媳王太后，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景帝时期她便频频插手朝政，曾在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与景帝有过很大矛盾。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胞弟，深得母亲窦太后的宠爱。
景帝尚未立太子时，一次宴会上，于酒酣耳热之际，景帝对梁孝王信口说道“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孝王信以为真，喜出望外，窦太后也内心欢喜。不料在平息七国之乱的次年，汉景帝立儿子刘荣为太子，这使窦太后和梁孝王大失所望。
于是，一方面太后赐予梁王“拟于太子”的各种特权，另一方面仍不放弃对帝位的觊觎，后来还趁景帝废栗太子时，再次争立梁孝王为后嗣，终因大臣袁盎等人的反对而作罢。窦太后还曾严厉惩罚过攻击《老子》的儒者辕固生，差点儿将其当场处死。面对强悍的母亲，汉景帝虽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没有让步，但在其他方面还是难免退让，比如窦太后好黄老，景帝便“不得不读《黄帝》《老子》”。
从“不得不”的字眼儿，可以看出景帝对母亲某种程度上的屈服。景帝去世后，窦太后的权力欲并没有因此减弱。年轻孙子汉武帝的即位，也给她提供了一个全面掌握朝纲的时机。
于是窦太后与王太后婆媳俩的政治较量，也就在所难免了。司马迁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汉武帝即位初期王氏集团与窦氏集团的角逐
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上述文字揭示了以下几点信息
其一，汉武帝登基不久，丞相、太尉等国家重臣的人选是由王太后定夺的。
她安排弟弟武安侯田蚡为太尉，让田蚡掌控国家的兵权，以护卫其母子好不容易得到的政权又安排窦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窦婴为丞相，这一举措好像是对窦氏集团的妥协，如钱穆所谓“盖引以缓(窦)太后意”。但如果了解了窦婴在一些关键时刻，曾公然忤逆窦太后(如公开反对立梁孝王为嗣)而遭憎恶，就知道王太后在妥协的同时所暗藏的心机。
其二，如果说安排窦婴为丞相是王太后对窦氏集团的迂回出击的话，那么“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就是一种正面攻击了，窦太后家族的某些成员被贬为平民。
其三，在实施政治打击的同时，王太后还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向窦太后发出挑战——“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
其四，王氏集团在作了一系列的铺垫之后，便直接瞄准他们所要打击的核心人物窦太后——“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他们要完全剥夺窦太后的政治权力，让她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窦太后勃然大怒，她终于开始发力了，调动她的政治力量予以还击，一下子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通通罢免了。
请注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国家的“三公”。
“三公”一下子被通通罢免，而且御史大夫赵绾和“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王臧还被下狱处死，这在当时该是何等震惊全国的一场政变！于是，这场以汉武帝为前台，以王太后为幕后指挥的夺权斗争遂以失败而告终。明白了第一次尊儒活动的政治历史背景，便知此次“尊儒”尽管也有“迎鲁申公，欲设明堂”等举措，但“欲设明堂”的目的不过是为中央政府装潢门面，彰显威势而已。
王臧与赵绾两人均为申公的弟子，追随申公学习《诗经》。可他们所热衷的“设明堂”的复古之举，其相关内容连他们自己都稀里糊涂，“不能就其事”，只好将申公请到京师求教。没料到申公对他们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对少年天子发表政见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希望当政者不要夸夸其谈，要以切实的行动为国家百姓造福。申公对弟子们的不满溢于言表。可知儒学在王臧、赵绾手中，已经失去了儒家追求“仁政”的内核，剩下的只有对堂皇气派的礼乐制度的大肆炒作。
这样的儒学，不是政权的工具又是什么？
在司马迁不动声色的记述中，儒生对权力的迎合与谄媚，以及权力对儒学的扭曲与利用，可谓昭然若揭。如果联系《刘敬叔孙通列传》，可知王、赵二人与汉初大儒叔孙通一样，都致力于汉廷礼乐制度的建设。
叔孙通对高祖政治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一套宫廷礼法。
没有这套礼法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这套礼法实施之后，“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
汉高祖大喜，声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第一次真正享受到皇帝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滋味。
一向鄙薄儒生的刘邦，之所以转变态度重用叔孙通，就是觉得此人的儒学有助于巩固他的地位。
叔孙通的儒学是一种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实用儒学，而王臧与赵绾的“设明堂”一类举措，与此可谓性质相通，作用一致。
二再看尊儒的第二阶段。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病死，窦氏集团的支柱倒塌了，汉廷政治随之出现了剧烈的动荡“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以“丧事不办”免除许昌、庄青翟的职位，实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两个人是窦太后提拔的，属于窦氏一党，这才是他们被赶下台的真正理由。
沉寂了几年的田蚡，这次在王太后的支持下，再次青云直上，跃居“三公”之首的丞相。汉武帝此时也已22 岁了，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年纪，不甘平庸的他试图超越父亲，跃跃欲试地要在大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干出一番经天纬地、流芳百世的功绩。
黄老哲学所标榜的“无为而治”，显然无法满足他的政治胃口。
寻找新的思想路线，既来自权力角逐的需要，也来自这位青年天子自我角色期待的需要。如果说第一次尊儒更多体现的是王太后、田蚡等人意志的话，那么这次儒家受到尊崇，体现的则是汉武帝的志趣了。
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招贤良对策，提出一个关乎其宏大抱负的重大课题“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宏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意欲成为尧、舜、三王那样的圣王！青年天子将自己未来的角色定位于儒家圣王，踌躇满志地制订了一个凡俗之辈不敢想象的奋斗目标。
而这一目标，又恰好是历代儒者所孜孜追求的。于是一批儒者纷纷上疏，为汉武帝献计献策，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得以脱颖而出。
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论》得到汉武帝的高度评价，公孙弘则“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儒学继而上升为官学，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有机会进入政府的权力机构，以致“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与最高权力结盟的儒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但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儒学已经垄断了天下的学术
实际上，当时其他各家思想仍有一定市场，特别是淮南王刘安精心钻研道家思想，“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不能否认，当时的思想界无疑形成了儒与道两大不同潮流。“淮南王刘安的‘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和汉廷法度之下的独尊儒术，形成了两极。”汉武帝一开始还颇欣赏刘安的学说，两人关系一度十分亲密，“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
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同上)。然而汉武帝一旦从专制权力出发思考问题，情况就根本不同了。
刘安身为诸侯王，并以养士著称，社会声誉好，这一切又使汉武帝寝食难安，难免将刘安视为政权的潜在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对刘安的态度来了个彻底的转向，居然对刘安及其学术集团实施血腥的屠杀。《平准书》曰“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
”淮南王一案乃当朝皇帝汉武帝所钦定判罪，司马迁不敢在《史记》当中为刘安翻案，但“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数语，还是多少透露了他对汉武帝操纵酷吏草菅人命、大搞文化专制的反感。
徐复观先生说得好“由‘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八字，可知当时的朝廷官员，顺着专制者阴刻之私，竟不惜成为一个谋杀几万人的大阴谋集团，而其根源则来自淮南宾客的学术活动。几万人的大屠杀，不仅摧毁了此一学术中心，并且也阻吓消灭了知识分子在思想、生活上一切带有一点选择自由的可能。
”儒术独尊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专制的过程。思想专制的目的是政治专制，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为达此目的，必然要拿鲜血与生命开道。学术领域这一儒道互黜的背后，是汉武帝对潜在政敌的绞杀。
刘安学术集团的悲剧命运实属历史的必然。他们是在元狩元年(前122)被汉武帝剿灭的，应该说，这一事件标志着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终获彻底成功。如果说司马迁对汉廷第一次尊儒运动的实质是洞若观火的话，那么对于这次汉武帝直接掌控下的儒学独尊运动，他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首先，司马迁暴露了汉武帝时代一批儒者的猥琐人格。
其中最典型的是公孙弘，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述了这位儒生发迹的过程。此人虚伪圆滑，专会看皇帝脸色行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时，他往往“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只会见风使舵。他很会揣摩、顺从皇帝的旨意，即使与其他大臣在某些事上商议好，达成共识，但只要了解皇帝的想法与之不同，他会马上“皆背其约以顺上旨”，显出“多诈而无情实”的本质。
生活上，他盖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实则饰诈钓名。
人际关系上，他外宽内深，阴狠报复，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迁汲黯，族郭解翁伯，皆其所为。这样一个人，偏偏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天子察其行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遂青云直上，封侯拜相。
钱钟书指出“公孙弘‘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司马迁以公孙弘为窗口，集中暴露了汉代儒生甘愿成为统治者御用工具的可鄙现实。
其次，司马迁揭示出汉武帝所尊的，已经不是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而是一种为专制政权装点门面的货色。汉武帝对儒家学说的态度，还可从河间献王刘德的遭遇中窥测一二。
刘德是栗太子的胞弟，汉武帝的异母兄。他喜好儒学，致力于搜集儒家文献，研究儒家学说，“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建立了一个儒学学术活动中心。
“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按理应将刘德引为同道，大加褒扬，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史记集解》引《汉名臣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五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汉武帝阴毒猜忌，致使刘德郁郁而终。刘德与刘安一样，有诸侯王的地位，有养士的行为，也有良好的声誉，这些在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形势下，是不能允许存在的。研究儒术的刘德也会被汉武帝视为政权的潜在威胁，他的悲剧更加清楚地彰显出汉武帝崇儒的实质。
再次，司马迁揭示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不仅成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还沦为酷吏政治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