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的海风吹在脸上刀子般尖利，罗斯福呢大衣的衣襟呼啦啦扬起，一阵阵要把人推翻到盐田里去。侧后方突然一声爆响，田梗上又一枚地雷被踏响了，随风送来几声断续的喊叫。
7纵司令邓华，深入塘沽前线查看地形。
邓华受命指挥2、7、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旁，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
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条铁路、公路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干这个已是轻车熟路了。可那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不用说了，就是那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然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呀水的，如何作战?
这个仗不好打。
不好打也得打。
东边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这是1948年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的电报中的一段话。一个“最重要”已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前后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毛泽东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塘沽。
12月21日24时，毛泽东又在一封关于塘沽之战的电报中指示：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其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况且辽沈战役中未能控制营口，致使52军万把人从海上逃掉，毛泽东批评“是个不小的失着”，对东野的每个将军都是记忆犹新的。
12月23日，7纵20师和21师，在纵队和师属炮兵全力掩护下发起攻击。可步兵一无工事，二无地形地物可利用，被敌人陆海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1千多人。
24日，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同样伤亡惨重。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林彪。
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他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那意思已是比较明白的了。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没有比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打得再惨烈的了。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林彪，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林彪不置可否，只增调个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战后总结，林彪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他已经把手枪放到桌上，等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了。
世上许多事情，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如果邓华的两个建议获准了，是不是就不会差那么一点点了?
四平攻坚战的影响是巨大的。辽沈战役，林彪率部南下北宁线直取锦州，得知国民党又从华北增援两个军到葫芦岛，又想转身回头去打长春，原因之一就是怕把锦州打成四平—他有点被那场红天血地的噩梦魇住了。
那么，塘沽会打成个什么模样，打出个什么结果?像所谓的“四平大捷”一样，就算是侯镜如守城成功，给傅作义打一针强心剂，增加稍许嚣张气焰，国民党在华北的溃败也是指日可待的。可那些攻坚勇士的鲜血呢?在四平已经交了一次学费，在塘沽还要交第二次吗?
有人说那学费已经交了。既然明知地形不利，邓华就该及早建议，而不是两次攻击受挫后再说“不”。
有人说这已经够难为邓华的了。那是毛泽东的决策，而且是盯住不放的“最重要”的决策点之一。邓华只是个纵队司令，他这样做，那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而依邓华的性格，即便林彪、毛泽东对他说“不”，无论压力多大，也会继续“不”下去的。
邓华这个人“很硬”。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湖南郴县人邓华，中上个头，瘦削精干，平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决策果断，决心硬朗，看得准，打得狠。对同志批评很严厉，对上从无恭维之辞，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下令多抓俘虏，而且一定要抓住个连以上军官。结果，他对敌情的判断是最准确的。
知己知彼，那“不”说得就硬气，有理有据有底气。
而塘沽地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又不可能越海包围，只能作陆地看守与阻击。倘若非打不可，那也只能把敌人赶到海里去，坐上军舰逃跑，自己则是伤亡一大堆。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现地往往是不同的，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刘”的复电中，仍然痛痛快快地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林彪，在攻击塘沽的3个纵队中，有2纵这样的主力、老大哥部队，却让7纵司令邓华当总指挥，除了邓华的资历外，是不是还记着四平攻坚战时他那两次说“不”呢?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接着原来的嗑唠，一样地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1945年8月1日，朱德、林彪、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
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1月中旬，傅作义曾决定放弃张家口地区，将兵力收缩集中于平津唐地区，并将“剿总”总部移往天津，却是有决定，无行动。行动起来的是，傅作义将其家眷送往重庆，把张家口的军官眷属3千多户及其家当搬到了天津。这无疑是一种信号，其他地区一些军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及有钱人家，纷纷效仿，都认为天津是最安全的地方，从四面八方将老婆孩子送来天津，天津人口骤然膨胀了起来。
当时人称天津为“太太集中地”。
比“太太集中地”更闹心、更恐怖的，是“难兵集中地”。
东北野战军进关，途中到处可见辽沈战役后释放的俘虏。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帮，还有几十人结帮成伙的，也往关里走。见解放军队伍过来了，他们就自动闪到路边。队伍在两侧行军，他们就走在中间。许多人羡慕队列中那些仍是一套国军服装，只撕去了军衔、帽徽的解放战士，有人瞅住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就上前搭讪着套近乎。若在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上前套近乎的就十有八九会成为解放军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12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都齐装超员，步兵纵队一律4个师5万多人。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否则谁要你呀?
前面是山海关了，杜博跟几个一路已经走熟了的释俘开玩笑，说快走呀，前面老乡敲锣打鼓欢迎你们了。一个嗓门老大的四川兵，苦笑着道：还能有欢迎我们的?我们打败仗喽，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可把老子害苦喽!
现在，这些人都到了天津。许多人还要南下，但都要在天津待上一段时间。还有华北战场上的一些溃兵、释俘，也涌来天津。
散俘溃兵将近6万，数量占守城兵力大半。
难民无疑是令人同情的群体，可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下，特别是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就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而清一色男性，又年轻力壮的难兵，就更可怕了。他们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的，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抢劫、盗窃、强奸、打群架，本已乱哄哄的天津，因他们而愈发混乱不堪。
比这种有形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这些徒手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林彪大军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这些口音南腔北调的散俘，在各处军营中都有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就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
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天下第一，一个都不浪费：留下来的重新武装，掉转枪口去打敌人;放回去的都当了义务宣传员，把国民党的军心士气击打得千疮百孔。
有形的，无形的，天津敌人已经从内部溃烂了，那报纸和电台却天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
1949年1月3日，天津外围激战开始，12日外围据点扫荡干净，陈长捷等人感受到了这支有着强大炮兵的戴狗皮帽子的军队的劲道。
11日，陈长捷接到林彪、罗荣桓的一封信，要其“和平放下武器”。他即召集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翰、天津市长杜建时，到警备司令部开会。
小会议室里，几个人默默无语，除了偶尔传来的枪炮声，静得像能听得见心跳声。
我揣测他们各自可能都有投降的意思，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请陈长捷到另一个房间单独谈。陈长捷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我又请两位军长到另一房间里谈。他们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这样，他们都不说投降。
这是杜建时的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陈长捷和林伟俦的回忆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也都清楚抵挡一阵子后会是什么结局、下场，也就都觉得应该放下武器谈判。只是谁也不想先开这个口，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让别人在前边当敢死队，自己再跟着往上冲。
官场如此，战场上又会怎样?
林伟俦和刘云翰都是蒋系将领，天津守军都是中央军。陈长捷是唯一的傅系，又调来不久，等于光杆司令。杜建时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将军”，曾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38岁任天津市长、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护路军中将司令，年轻有为，只是生不逢时，又成了国民党中人。
是彼此生分，不熟悉，互相猜忌，才不敢直抒胸臆?那大敌当前，又如何能够精诚团结，共同对敌?是慑于特务的监察、窥视?那现在已是什么火候了?况且司令、军长、市长，个个不都大权在握吗?是碍于将军的面子、尊严﹖那就像郭景云那样死硬到底呀，为什么到头来还是举起了双手?
相对无言了一阵子后，陈长捷才拿出林彪、罗荣桓那封信。林伟俦、刘云翰和杜建时也拿了出来。原来大家都有，自然也都心中有数——就像手里那张纸，只是谁也不想率先捅破而已。
于是，杜建时就先后与陈长捷等人单独谈话。
无论大家怎样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那复信却是果断决然，大义凛然，一副顶天立地、生死不惧的军人气概：“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那心头呢?那行动呢?
什么叫“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有幻想。
锦州、长春、沈阳，一座座城市“陷落”的情景，在他们脑海中叠印多少次了?可他们忘不了陈明仁曾经坚守的四平，陈长捷更是忘不了那个涿州。北平那边，傅作义正在和共产党谈判，人在垂死之际也难免有一丝幻想，傅作义不是一再命令他们“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吗?那就是坚守到北平和谈尘埃落定那一刻，拿士兵和人民的鲜血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1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抵挡到15日夜，陈长捷又召集两位军长、一位市长开会。这回见到棺材了，那话也就等不及让别人说了：各部前线径直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虽然什么价码也没讨出来，也不管“固若金汤”的天津城横七竖八躺倒多少尸体，反正他们还是那一堆一块好好儿的，虽然荣华富贵是再也休想了。
除警备旅、护路旅、宪兵、保安团外，天津守军原有3个正规军。35军被围新保安，傅作义从北平调去两个军救援，又将天津的92军、62军调去北平附近，只放回62军的两个师。加上86军的3个师，94军一个师，6个正规师与各类杂牌部队，只有13万人。其中，后勤、留守单位及伤病员近方，各地奔来的几千户军官眷属，穿军装的护理随从亦有万余。
锦州守军只有8万多人，可锦州城小，天津城大，二者比较，天津就像个皮薄馅大的包子。而且那“皮”的质量也差多了，主要是士气比锦州守军差多了。
所谓正规师也大多正规个番号。作为守城主力，62军和86军5个师中，有两个师是由警备旅改编的，62军就更惨了。62军是广东的老部队，本来挺能打的，可辽沈战役期间增援锦州，在塔山被打残了，撤回天津勉强编成两个师，一个还留在了北平。新编的缺乏战斗经验，也就缺乏战斗力;有战斗经验的刚打了一场刻骨铭心的败仗，一提起“林彪大军”，那心就直哆嗦。
可就是这样的62军，仍是防守天津的主力。
老资格军人陈长捷，自恃天津能够抵挡一阵子，凭的是粮弹充足，工事坚固。
那工事原本该更坚固些的。
1946年7月，94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天津市政府要去两亿法币。当时法币贬值很小，两亿元自然是个不小的数字，结果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其余的钱都装腰包里了。
条子(金条)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牟廷芳是有名的“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曾率94军到上海接收，没几天就“五子登科”得街谈巷议。条子、票子捞了多少，没法为他清点，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4辆汽车、3个女人。
在上海还未捞够，又到天津发财来了。
而在接下来的“大天津堡垒化”进程中，即便主持人天津市长杜建时是清廉的，可他手下那些饕餮之徒呢?建筑工程历来是捞油水的肥差，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工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谁不削尖了脑袋钻进去大显身手呀?
再坚固的工事也是要人来守的，无论军心士气怎样混乱.低迷，也是必须同仇敌汽，一致高呼“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的。可对于那些自毁城防的贪官污吏呢?
倘是些连排长、科股长所为，那没说的，早收拾了。可连排长、科股长如何会有这等能量，有这等能量的人又如何惹得起呀!于是，这些与党国兴亡共同着命运的人，就眼睁睁看着城防连同党国一天天糜烂下去，谁也不说。清廉之人是想说不敢说，就希望别人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说出来岂不犯了众怒，也坏了自己的好事吗?党败家倾，自己也进了俘虏营时，这些人会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