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xin4，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郑国的太子华向齐桓公进言，请他出兵灭掉郑国的三大家族（泄氏、孔氏、子人氏）然后带领郑国成为齐国的内臣，齐桓公将要答应他请求的时候，管仲认为这样不可以。齐桓公说：“好多诸侯国讨伐过郑国，但是都没有取得胜利，如果不答应恐怕会产生嫌隙，答应他的要求不是也可以吗？”管仲说到：“君王如果以仁德来安抚郑国，再加上训诫他们的言辞，然后再率领其他诸侯去讨伐郑国，那么郑国就会面临被灭亡的危机，怎么会不害怕你呢？如果总是带领郑国的罪人去面对郑国，那么郑国人就有理由言辞来抗议了。”于是齐桓公拒绝了太子华的请求，郑国的郑伯就接受了盟约。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矣，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也。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

苏轼说：伟大啊，管仲氏这样称职地为齐桓公做宰相啊！拒绝了太子华的请求并且又不违反那次和曹沫签订的盟约，这都是盛行仁德的事情啊，齐国具备可以称王的理由了。只是遗憾他不学习儒家治国之道，不能够认真严格律己来依法治国，造成了家里有三个姓氏媳妇的诟病，并且国家里还有六个宠爱的祸端，所以齐桓公不能称王，并且孔子也看不起他。但是孔子也给予他很高的评论，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天下诸侯，而不是凭借兵车的威胁，这都是管仲出的力啊。如此做就是仁德啊，这就是仁德啊！”孟子说：“孔子的门徒从来没有讨论有关齐桓公、晋文公事情的人”，孟子这样说就有点过了。我读《春秋》以后的史书发现了有这么七个人，都是做出盛行仁德的事情，可以让后世的人们效法，又发现这么八个人，都是恰恰相反的事例，可以让后世的人们引以为戒，所以要提出来议论这些事情。姜太公治理齐国的方法，推举贤能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世必会篡权弑君的臣子。”天下人互相传诵这句话，齐国人都知道这件事。田敬仲刚刚出生的时候，周朝时史官为他占卜，将来他要投奔齐国，齐懿氏也为他卜卦，都知道他将来应该拥有齐国啊，篡权弑君的嫌疑，都是集中在敬仲身上啊，然而齐桓公、管仲并没有以此理由废除他，并且还要封他为卿大夫，不是仁德高尚能如此这样行事吗？

故吾以为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论者，则以为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繁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mi4磾di1，唐之李光弼、浑瑊jian1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山死有余罪，自当时而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者？

所以我认为楚成王知道晋国将来必然称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刘邦也知道东南方必然叛乱而不杀吴王刘濞，晋武帝听到了齐王司马攸的进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听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重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这都是盛行仁德的事情啊。但是世人对这些人的观点，却是认为这七个人的过错都是因为不杀而启动了叛乱，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七个人都有导致败亡的理由，并不是不去杀人的过错。齐景公如果不是繁刑重赋，即便出现了田氏，齐国也不会被窃取；楚成王如果不用子玉，即便对手是晋文公，战争也不会失败；汉景帝如果不是害死了吴王的太子，不重用晁错，即便是吴王刘濞，也不会自发叛乱；晋武帝如果不确立孝惠帝继承，即便出现刘元海，国家也不会乱；苻坚如果不是贪图江南之地，即便有慕容垂这样的人，也没有叛乱的机会；唐明皇如果不是重用李林浦、杨国忠这样的人。即便有安禄山，又能有什么作为呢？秦国的由余，汉朝的金日磾，唐朝的李光弼、浑瑊这类忠臣良将，都是番族的后人，有什么对不住中原国家呢？而非要仅仅杀掉刘元海、安禄山呢！暂且按照今天的言论说这件事，那么刘元海、安禄山死有余辜，但是依据当时的情况而论，就免不得出现杀害无罪人的结果。岂能有天子杀无罪的人而不得罪天下的事情呢？

上失其道，涂之人皆敌也，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yu4，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故夫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如果君上失去了正确的治国之道，那么任何路人都会成为敌人，天下的豪杰你能全部战胜吗？汉景帝因为愤愤不平而杀掉了周亚夫，曹操因为个人名声太大而杀掉了祝融，晋文帝因为恐惧卧龙之才不为所用而杀掉嵇康，晋景帝也因为名声太重而杀掉夏侯玄，南朝的宋明帝以家族势力大的原因而杀掉了王彧，齐后主因为谣言儿歌而杀掉斛律光，唐太宗因为谶语预言而杀掉李君羡，武则天也是因为谣言而杀掉了裴炎，世人都认为这都是错误的。这八人被杀，当时的考虑岂不是为国担忧防备出现叛乱，与担忧刘元海、安禄山同样的吗？很久以来，世人都以成败为是非的论据。所以嗜好杀人的人，必定会以邓侯不杀楚文王为借口。以邓国微小的实力，无故而杀掉一个大国的君王，假如楚国人举全国的力量来以此为仇恨，邓国的灭亡不久更快了吗？我认为治理天下犹如养生，担忧国家防备祸乱犹如服药：养生的方法不过是慎重起居饮食，节制声色而已，节制与慎重是在未病之前的方法，而服药是在已经生病之后的事。今天的我因为忧虑患寒疾而先服用草乌，因为担忧患热疾而先服用甘遂，那么结果就是病还未发作而是药已经把人杀了。就如那八个人，都是还未生病就先服药的人。

读后诗曰：

治国安民如养生，修身节慎忌多情。

病前用药犹为过，七德还需八戒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