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河的水流了千年，带走了多少朝代的金戈铁马，却带不走岸边村庄里那些沉默的石头。
进圭社的庙宇，就站在村西与村北的山麓间，像一本摊开的族谱。玉皇庙的楸树早已被岁月伐尽，龙门禅寺的铁罗汉流落他乡，唯有碑文上的名字在风雨中低语：张继真、张宗孟、张维……
一个姓氏，竟撑起了整座村庄的神灵殿堂。
一、香火里的宗族账簿
康熙八年的春天，张宗孟站在玉皇庙的废墟前，看着倾颓的梁柱压碎了神像的半边脸庞。他转身对族人说：“变卖庙产楸树，重修金身。”
这句话被刻上石碑时，八十千文的卖树钱已化作新殿的榫卯。
这并非孤例——明代隆庆四年，省祭官张继真将十五两白银熔铸成龙门禅寺的圣像，金属冷却的瞬间，佛像衣袂的每道褶皱都映着张家权力的光泽。
更隐秘的纽带藏在土地契约里。光绪七年的一张地契上，玉皇庙将三亩坡地抵押给张荣业，换得十五两白银度过灾荒。
纸页泛黄的褶皱间，“画押人张昌意”的名字如一道符咒，印证着宗族对庙产的生杀大权。当住持觉镗法师在经卷中寻找轮回真谛时，张家子弟正用算盘计算着庙田的收成：东至张淮洲的土地，西接张姓祖坟的坡地，秋收的谷粒滚进粮仓时，总有几斗化作菩萨莲座前的香灰。
二、功德箱中的经济密码
农历三月十二的庙会，乌河两岸的商贩如过江之鲫。泰丰厚商号的伙计在玉皇庙前支起粥棚，铜钱叮当落进功德箱的声音，淹没在梆子戏的锣鼓中。
同治年间的石碑记载着微妙的比例：“收布施钱八十七千四百五十文”，这笔占工程款35%的众筹资金，终究要在张姓族老的监督下支出。
而在龙门禅寺的经堂里，另一种交易更为古老。
当张崇业家族第六代画匠在关帝庙梁枋上描金时，他的工笔牡丹抵充了三十两白银的捐资。咸丰十年的账册上不见其名，但首席画匠的位置，恰似一张以技艺兑换信仰尊严的汇票。
那些开光法事收取的佣金、信众求取的护身符，不过是维持神圣表象的碎银——真正的金脉，始终流淌在宗族血管里。
三、乱世烽火下的信仰腾挪
1937年的秋天，日本兵的皮靴踏碎了玉皇庙的宁静。村民看见张家老族长在古楸树下伫立整夜，黎明时分，百年巨木轰然倒地。
卖树钱换成的高粱面分到各户时，有人听见老人喃喃：“神佛恕罪，人要活命。” 这株曾为康熙重修庙宇提供资金的“神树”，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实践了庇佑众生的誓言。
更早的灾荒年里，寺庙的应急机制显露出惊人的现实理性。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席卷山西，竟将庙产土地典当给族中富户张荣业。当契约按下红印的瞬间，信仰的殿堂完成了向生存智慧的俯首。
那些在承平时期被经幡遮蔽的真相，终于在烽烟中显露本相：所谓神明不朽，不过是宗族在人间博弈的盾牌。
四、消逝的供养者
站在村东山顶俯瞰进圭社，新村的白墙红瓦掩不住旧庙的苍凉。
龙门禅寺仅存两通石碑站在荒草间，明代弘治八年的碑文上，张家捐资者的名字如蚂蚁般爬满石面。而清咸丰十年的关帝庙碑，首名捐资者张维的828文钱后，已需罗列数十村民的零星布施。
当年张继真独资铸像的豪举，终随着“泰丰厚”商号的兴起而消散。民国初年的庙会账簿显示，商号赞助仅占三成——当张姓子孙把资本投向太原城的票号时，乌河边的寺庙便成了被遗忘的账本。
那些流落湖南的铁铸罗汉，若留在原处，大炼钢铁的炉火大概率会将其熔成更沉默的铁块。
夕阳把张宗孟督修玉皇庙的碑影拉得很长。三百年前，他以“变树修庙”的创举延续了信仰的体面；三百年后，他的后代抄录碑文时，铁罗汉正躺在某位收藏家的密室。
宗族与寺庙的脐带断裂处，长出新的村庄：自来水管道代替了祈雨法事，文化广场上再无人叩拜伽蓝神。
唯有乌河水依然流淌。它记得张家祖先用白银熔铸的神像，记得楸树倒地时扬起的尘埃，也记得当最后一任守庙人离去，月光怎样爬上空荡的经堂。
信仰终会老去，而供养信仰的世俗欲望，才是人间真正的长生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