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巨匠—司马迁传

          —PIXIU小品文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亦被誉为“历史之父”。他的著作《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自西汉起,史学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而司马迁正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开山宗师、一代巨匠。

      —、世家子弟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的家乡在今陕西韩城一带,地处黄河西岸,山川雄峻,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司马迁的家族并非将门,而是一个绵延千年的史官世家。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上古颛顼(zhuān xū)时代的重黎氏。重黎氏一族世代执掌着天文历法,经唐尧、虞舜、夏、商数个朝代,职位从未断绝。到了周宣王时期,重黎氏失去了“天官”之职,后人遂改姓司马氏,家族继续在周朝担任史官。

      后来,司马氏离开周王室,迁居晋国,族人开始分散到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去往赵国,有的落脚在秦国。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就是在秦国的那一支,他们的始祖是战国名将司马错。

      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秦国大将白起麾下的一位战将,曾随同白起(武安君)一同指挥长平之战。赵国的40万兵卒本来已经投降,但还是被坑杀了。不久,司马靳系和白起双双被秦王赐死在杜邮。

      司马迁的父亲名叫司马谈,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史官,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历法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曾经师从唐都研习天文星象,跟着杨何钻研《易经》,向黄子学习道家思想。他还写了《论六家要旨》,第一次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道家六大学派,对后世学术分类影响深远。

      当时天下的遗文古事,无不汇集到太史司马谈这里,家里的藏书也很丰富。司马迁在这样一个书香门弟与史官家庭,自幼便得天独厚,早早接触到了珍贵的甚至是别人见不到的历史文献。

      10岁时,他已能熟练诵读先秦古籍。后来随父来到都城长安,拜在两位儒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孔子的后裔)门下,跟着董仲舒研学《公羊春秋》,经常与孔安国探讨《尚书》,这为他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和经学根基。

      二、壮游天下

      司马迁年少时就喜欢外出游历,但他并非漫无目的地闲逛,而是胸怀大志,去实地察看各地的山河地理,访古迹,察民风,搜集民间传说,以求佐证史籍、丰富见闻。

      20岁那一年,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南游长江、淮河一带,登上绍兴的会稽山,探寻传说中大禹当年隐居的洞穴;又远赴湖南九嶷山,凭吊舜帝遗迹。随后来到齐国、鲁国的都城,感受孔子遗风,研习礼乐学问,还在邹城、峄山观摩了民间的礼射仪式。他途经蕃县、薛县、彭城时,一度困顿窘迫,但依旧不忘探访韩信的故乡、屈原投江处等古迹,最后经梁、楚之地,辗转回乡。

      他在《五帝本纪》里自述:“我曾经向西走到崆峒山,向北途经涿鹿,向东一直走到海边,向南泛舟长江、淮河。每到一处,当地的老人都会讲述黄帝、尧、舜曾经活动过的踪迹,各地的民风民俗也是各具特色。”

      这些游历,使司马迁不仅读万卷书,更行了万里路。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撰写《史记》积累了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更树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史学理想。

      三、继承父训

      司马迁成年后,凭借家学和才学入朝为官,官拜郎中。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达现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划新郡建设。随后又代表朝廷前去安抚邛、榨、昆明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元封元年,他圆满完成使命,启程返京复命。

      而此时,汉武帝已经动身前往山东,准备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本应随行记录这一旷世盛典。然而,不巧的是他突染重病,病倒在洛阳,无法随皇帝出行。司马谈认为这对一个史官来说是莫大的遗憾,悲愤交加之下一病不起,身子一天不如一天。

      多年来,司马谈一直在潜心整理史料,立志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如今,眼见自己命不久矣,他心中万般焦灼。

      司马迁火速赶来探望父亲。在弥留之际,司马谈握着儿了的手,哭着说:“孩子,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时,便功名显扬,掌管着天文、史籍之事,后来家道衰落了。史官的传统如果断绝在我手里,将是家族的耻辱啊!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辈出,忠臣义士纷纷,身为史官我却未能把这些记载下来,真是终生遗憾啊!我死之后,朝廷定会让你接续我的职位,担任太史,你万万不可忘记我著书的心愿……”

      司马迁俯首流涕,郑重许诺:“请父亲放心,孩儿虽天资愚钝,但一定完成您的愿望,绝不敢有丝毫的疏漏。”这一年,司马迁35岁。

      3年后,司马迁为父守丧期满,朝廷果然让他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奉命主持历法改革,与公孙卿、壶遂等人合作,研究制订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年历,这就是“太初历”,它是后世历法的基础。

      完成任务后,司马迁马上着手著书。他一边整理父亲遗下的史稿,一边翻遍宫廷秘藏的史书典籍,拟定著书大纲,规划全书结构。经过4年筹备,42岁时他正式动笔,开始撰写这部承载了两代人心愿的史书。

      四、惨遭厄运

      司马迁动笔著书没几年,一场横祸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便是李陵之祸。事件的经过如下: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夏天,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率3万大军从酒泉出兵,前去攻打匈奴,命李陵负责运送粮草辎重。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一向以勇武著称。他不愿做后勤,主动请求独自率领一支军队,作为侧翼从居延出击匈奴,以此来牵制敌军,配合主力作战。

      汉武帝觉得李陵很有胆识,就拔给他步兵5000人。李陵随即率军深入沙漠腹地,在浚(jūn)稽山与匈奴骑兵遭遇。汉军奋勇厮杀,斩杀敌军上万,匈奴大为震动,调集了8万骑兵将李陵军团团围住。最终李陵因为箭矢用尽、退路断绝又迟迟等不到援军,投降了匈奴。

      消息传回朝廷,满朝文武都谴责李陵贪生怕死,说他作为忠良将门之后,理应战死殉国,却投降了贼人,这不仅坏了自家门风,更是辱没了大汉天子的威名啊!

      当时,只有司马迁挺身而出为李陵辩解。他列出三点理由:第一、李陵仅凭5000步兵与8万匈奴骑兵对抗,在沙漠中纵横驰骋,连续作战八天八夜,杀敌数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军队,就算是古代名将也难有这般战绩。第二、李陵投降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国,只是他的权宜之计。他活下来是想找机会报效国家。第三、我本着一片公心替李陵说话,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我为他打抱不平,只是想宽慰陛下,堵塞那些睚眦必报之人的流言。

      但是,汉武帝曲解了司马迁的本意,以为他在夸耀李陵的能力,把投降的责任推到了统帅李广利的身上,因为当时李广利并没有去救援。

      李广利是什么人呢?他是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是深受汉武帝宠爱的大将,怎么能说他一个“不”字呢?这还了得。于是司马迁被定为“诬上”(欺君之罪),打入大牢。

      他的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始终不屈服,不认罪。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正在操练匈奴兵,准备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马上下令把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全部诛杀。司马迁也跟着被判了死刑。

      按当时的法律规定,有两个办法可以免死:一个是交纳50万钱的赎金,花钱赎罪;另—个是接受腐刑(宫刑),以刑代死。

      司马迁家境贫寒,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最终他选择了宫刑。这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史记》还没有完成,父亲的遗愿不能半途而废。就这样,他接受了宫刑。

      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详细说了这件事。任安是他的朋友,当着益州刺史,司马迁在信中说:“我和李陵同在朝廷为官,但我们志取不同,从没一起喝过一杯酒,更不曾有过亲密的交往。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奇士。他侍奉双亲十分孝顺,与人交往讲信用,谦恭有礼,面对钱财廉洁不贪,时刻想着为国献身。这些平时积累的品德,完成能证明他有国士的风范。如今他身陷绝境,那些只顾保全自身与妻子儿女的小人,却故意夸大他的过错,罗织他的罪状,我私下实在为他感到痛心啊!”

      司马迁冒着汉武帝的盛怒,主持公道,完全出于正义。而这种正义感让他招来祸患的同时,反而成就了他走向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巅峰。   

      五、愤而著书

      公元前96年,司马迁被赦出狱。汉武帝也明白他没有罪过,依旧信任司马迁,继续任命他为中书令。

      腐刑让司马迁的身体变残,尚可忍受,但对他的精神打击实在是太巨大了,因为这是一种比死还要严重的耻辱。他在信中告诉任安说:“我因为几句直言,就遭遇到这样的灾祸,深深地被乡里乡亲们耻笑,也因此玷污了祖先的名声,还有什么脸面再去祖坟前祭拜呢?我平日在家时,动不动就心神恍惚、怅然若失;出门在外,也茫然不知所往。每当想起这份奇耻大辱,总是冷汗夹背,把衣衫都浸透了。”

      司马迁曾想过死,但一想到父亲的遗命,想到刚刚动笔、尚未完成的著述,他选择了活下去。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此赴死,世人只会认为我是罪有应得、走投无路,根本不会认为我是为坚守气节而死,这样的死毫无价值。”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了一段极其感人的自白:“就连奴仆、婢女这类底层之人,尚且懂得为保全名节而自尽,更何况我呢?我之所以苟活于世,甘愿置身于污浊的粪土中而不肯一死,只是因为心中还有未了的志愿啊!我不甘心这样庸庸碌碌地死去,让毕生的才华与文章无法流传后世。如果能将此书完成,即使遭受再多的屈辱,即使被杀死千万次,我也绝不后悔。”

      想通这一切后,司马迁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全身心投入到著史事业中。他还引用古代先贤发愤著书的例子,来勉励自己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多是圣贤之士抒发胸中愤懑而留下的作品)。”

      司马迁的意志越来越坚定,决心撰成一部从上古黄帝到当朝汉武帝、横跨三千余年的通史著作。

      它,就是不朽巨著《史记》。

      六、史记千秋

      《史记》,最早的名字为《太史公书》,全书共130篇,52.65万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记的是帝王的历史,《表》列的是年代,《书》记述的是制度,《世家》载诸侯,《列传》写人物。司马迁开创了中国史学“纪传体”的范例,此后2000余年,历代正史全都沿用这一体例。

      司马迁爱憎分明,不仅尊重史实,更是寄寓褒贬评判。他写项羽,打破世俗偏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将败军之主归入了《本纪》;写陈胜,把起义领袖列入《世家》,肯定了他首举反秦义旗的功绩;他还为刺客、游侠、商人等底层人物立传,关注平凡人的命运。他敢于直书汉武帝的过失,敢于为李陵这样的“降将”辩白,敢于还原历史的真相。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书中一共记载了有完整生平事迹的历史人物298人,事迹简略的人物120余人,合计420人左右。对每一个人物或事件,司马迁都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反复核对史实。他不空讲好话,也不隐瞒坏事,记载可信可靠,所以被后世誉为“实录”。

      他的文笔,更是千古独步,辞采斐然。《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名篇,人物栩栩如生,情节跌宕起伏,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经典。

      我们拿《项羽本记》为例,看看司马迁是如何描述人物的。在巨鹿战役中,项羽率大军渡过黄河后,沉掉所有船只,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些笔墨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将领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映射。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他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这歌声反映的是一代英雄面对江河日下、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当时项羽只剩下28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这样的描写太逼真了,仿佛项羽就在我们眼前。

      总之,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它的魅力与价值。

      七、名垂青史

      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从38岁开始整理素材,筹备写作,42岁正式动笔,耗尽16年心血,到58岁时才基本完成。

      他去世后,《史记》一直藏在家中,不敢露面。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敞(汉昭帝时期的宰相),他们的二儿子叫杨恽(yùn),他就是司马迁的外孙子。杨恽从小聪颖好学,母亲有—天把珍藏不露的《史记》拿出来让他观赏。杨恽初读此书,便爱不释手,一字一句读完了所有篇章。成年后,又读了好几遍,每一次都是读的热泪盈眶。到汉宣帝时期,杨恽被封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朝政清明,认为外祖父的著作如此杰出,耶能埋没?于是他把《史记》献给了皇帝。

      此刻,时间距离作品写好已经跨过了汉武帝、昭帝、废帝三朝,直到曾在襁褓中入狱、流落民间却最终逆袭登基的汉宣帝刘病已时代,此书才公布于世。然而,后来杨恽因“大逆不道”之罪被处死。这就是《史记》面世的过程。

      那么,司马迁是何时去世的?史无记载,但我们从《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在汉武帝“后元”年间仍然在世。比如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载“后元”年号的有一处;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记载“后元”年号的有三处。后元(公元前89年-公元前88年)是汉武帝最后的年号。由此推断,司马迁至少活到了公元前88年,享年约60岁左右去世。

      司马迁是怎么死的?一种说法,认为他在写完《史记》后,因书中内容触怒了汉武帝,最终被秘密处死。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在完成著作后,隐姓埋名,终老山林。这两种说法都是后人的推测,并无确凿史料来证明。

      到了西晋永嘉4年,在司马迁的家乡陕西韩城,当地郡太守在梁山上建了司马迁祠,又在祠堂后边组织修了司马迁墓,建室,立碑,植柏,供人祭拜。人们都说司马迁没有埋在墓里,是后人根据想像修建的。

      八、太史公曰

      司马迁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无上辉煌的一生。他因坚守正义而遭祸蒙冤,又在屈辱中发奋图强,最终以一部不朽之作名留青史。

      他曲折的一生好似上天注定的,他是带着使命来到世间的。我们不禁要问,假如他没有生在史官世家,没有自幼的家庭熏陶和名师培育,旷世杰作《史记》会顺利登上史学巅峰吗?假如他的父亲没有含恨早世,著书的任务也许不会轮到他。假如司马迁没有遭受宫刑,他那满肚子的知识会变成荡气回肠、愤而不郁、妙笔生花、无韵之离骚吗?文为心声。他是带着一腔悲愤去写史的,如果胸中没有块垒,《史记》的笔韵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这正应了孟子之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对于肩负的使命,司马迁也是有感知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很明白:"先人有这样的话:'自从周公去世,500年后出了孔子。从孔子去世到现在又过去500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的时代,修正《易传》,接续《春秋》,以《诗》《书》《礼》《乐》为根本呢?'我常常感到,这份使命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怎么能推辞呢?”

      他以圣人孔子为榜样,将传承华夏文明、延续史学传统当作毕生使命。这让他超越了个人荣辱,铸就了千秋伟业。

      时至今日,每当我们翻开《史记》,品读那些鲜活的人物,咀嚼那些或波澜壮阔或令人唏嘘不已的历史故事时,都不该忘记:那是一个人在最屈辱的时刻,写下的华章与绝唱。他把平凡化成了伟大,他是至今无人能超越的史学巨匠,他的笔墨与精神将绽放着永难褪色的光芒。

      最后,我们以一首小诗献给伟大的史学文学巨匠司马迁,以表达对他的无限钦佩与敬仰:

      龙门高峻起,史笔如椽飞。

      三千岁月悠悠去,尽在一百三十篇。

      身残志犹坚,气骨贯云天。

      抒愤砺志忘荣辱,盖世文章存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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