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马庆阳 刘长志

一、我的成长之路

我从小在北方的农村长大，父母两地生活，到7岁小学一年级才进到城里。当时，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父辈兄弟姊妹一共8人，只有父亲一人在爷爷奶奶家里的供奉下上了大学。父亲排行老三，大爷1949年在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参军，在锦州战役塔山阻击战中阵亡，时年19岁。二大爷成家后去了县城工作，后来做了镇党委书记。其他兄弟姊妹年龄尚小，爷爷奶奶含辛茹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

父亲是一名孝子，也用言传身教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父亲60年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却由家人介绍在老家找对象成了亲。母亲很乐意这门亲事，在农村担任小学教师的母亲，身高1米64，面容清秀，很受当地青年的爱慕。他们的爱情也经历过波折，相识一段时间，没有了消息，某个周日的一天，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母亲的村里……他们的婚姻也由一辆自行车载着二人和娘家给做的一床被子，以及父亲从北京带回的喜糖散发给亲朋好友，祖父母操持了一桌酒席，请了村里有头脸的几个人物表达了祝福，婚礼简简单单地结束了。

婚后两地生活的艰辛是在有了姐姐和我之后。在东北农村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担水、洗衣、烧火做饭，照顾孩子，对一位母亲是多么地辛苦，紧张的工作和生活的艰辛让母亲早早就断了奶，半夜起床为孩子打奶喂食，清瘦的母亲那时体重只有80多斤。时至今日，母亲仍不愿回忆农村的生活。

我们有许多童年的快乐时光，每到周末，姐姐带着我到大马路边数着一辆一辆过去的汽车，期盼着父亲从车上下来，给我们带回来北京的盒装饼干和各式糖果，在小孩们的簇拥之下回到家里，那是我们最幸福也是最骄傲的时刻。每到寒暑假，母亲给我们穿的整整齐齐的，带上我们先坐车来到城里，挤上有轨电车到火车站。虽然只能买到站票去北京，一家人还是欢欢喜喜，路上好心人会挤一挤给我们腾出个座位，还会拿出水果来给我们吃……我那时还小，那些零散的回忆好多都是在母亲日后的叙述中朦胧记起的。

说到心路历程，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心思的。我依稀记得躺在家门口的柴火堆上，望着远方的蓝天白云，想着我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文革结束，改善知识分子政策。我们没有等到举家迁往北京的机会，父亲选择了回到家乡的城市工作，母亲也调到了城里工作，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父亲放弃了北京，放弃了他喜爱的滑冰、游泳，放弃了灯火通明的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在他四十岁的人生里，坚守着他的忠诚。而我日后赴西安上大学，每次中转北京都徜徉于天安门广场，北京也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父亲在外地死于心脏病，突然的打击令母亲痛不欲生。父亲走了，人生灰暗。我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成了母亲的寄托，隔代的轮回。人生虽然无常，却坚定了我的内心，我们也发誓，再不让母亲感到难过，一定让她度过幸福的晚年!

而立之年，职场进阶，事业小有所成。阅读习惯由原来的小说逐渐转变为人物传记。读人物传记正如左中堂之“读破万卷，神交故人”，在与先贤的对话中体味人生，感悟身心成长之路。接近四十岁时，冥冥之中要走出“不惑”的人生，读书的兴趣转而向哲学和心理学。一次出差旅游的机会，购买了《大学》、《中庸》，回家后反复诵读，越来越为古人的智慧所倾倒折服。“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作为经常省察克己以及对照人情事变的警句；孔子的人生四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对我认知客观世界和行为做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走进了思想探求的空间，分批次购买了南怀瑾《论语别裁》、《老子他说》等系列丛书，找了不同版本的老子《道德经》解读，其中王蒙先生《老子的帮助》和《我的人生哲学》对我入世帮助很大。2010年，在一位尊敬的老师推荐下，购买了《与神对话》这本书，初读完全不懂，即使硬着头皮读下去，也是一知半解。但是一、二年后，工作的压力、精神追求的迷茫，让我又一次拿起这本书，这一次我深深地被吸引，以至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我因与作者的灵性对话、神交而兴奋不已，我知道，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内心。随着阅读体系的广泛，逐渐厘清了儒、释、道的区别，对如何认知世界，作为生命个体要做怎样一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等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脑海中，这些问题也不约而同指向了一个心中更为向往的人物 —王阳明。

二、我的心学之路

初识王阳明，只是道听途说，买了一本书看了也是混沌不着边际。听了郦波教授的《500年来王阳明》对知行合一、良知致良知、心即理等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但是完全不成体系。出于好名、好物的心理，连心学体系的基本原理和阳明先生四句教都不甚理解的情况下，以王阳明作为谈资没少好为人师，事后真是感觉惭愧不已!

跟各位同道的心路历程一样，心体在漫无边际的漂流过程中，遇到了《老刘说心学》。幸福人生的两个基本支撑点：第一个是灵魂的独立性，第二个是坦坦荡荡的幸福感。刘老师的这一认知彻底征服了我，从而也让我真正理解刘老师所讲的：“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认知的差异”。享受独立的灵魂就像我们在彼此孤独的人生旅途中，遇到同伴的一声鼓励;达到坦坦荡荡的幸福，就是要知道人纯粹至善的最高品质就是诚意、正心。坦坦荡荡就是既不欺人，也不自欺，这种幸福感是内心宁静、平淡无华的。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介绍诸子百家的起源，其中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这一段是说，儒道由尧帝传之以舜帝，舜帝传之以大禹，大禹传之以商汤、商汤传之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再传之以孔子。儒家原出于司徒之官，后靠教授典籍为生，还靠在婚丧祭祀等典礼中“相礼”为生，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更是一位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孔子的后世传人孟子、荀子分别成为先秦儒学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代表。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自汉代以来，基本上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

后来的儒家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以及《孟子》和《论语》一并称为四书，朱熹对“四书”做注，他也是新儒家“程朱学派”即“理学”的代表人物，而王阳明则成为“陆王学派”即“心学”的完成者。两大学派争论的主题按照冯友兰先生所论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的哲学问题，即朱熹认同的“性即理”与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根本分歧。西方哲学的术语：即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创造的。朱熹认为：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若没有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之物。他还认为：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特殊的性，即有理。理总是都在那里，理是永恒的。王阳明认为：人是天地之心，人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如此，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以上分享是梳理“心学”的源起，与儒学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心即理”的角度，心学是对传统儒学的革新，强调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天理；心学从“良知”、“格物”出发，对《大学》三纲八目有了新的认知。《大学》里三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归结为一点为“在明明德”，终极完成便是“止于至善”。《大学》八条目是：“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归结为一点即是“修身”，修身的所有方式皆以“致良知”为前提，而致良知就是明明德，“明明德”是心之本性。所以整部《大学》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从这个角度来说，阳明先生把《大学》完整地融入他的心学体系。

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是哲学命题。现实生活中也经常讨论“知行”，如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定要真知，才会去行，阳明先生说人人都有良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致良知，这就是知易行难。“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要达到知行合一，从根本上还是要“致良知”。

三、我的实修体验

能够整理自己的修习心得，真是要感谢集中隔离14天给予的良机。从当地政府划定的重点关注地区出差回来，心里不免打鼓，但是良知告诉我要遵守当地的防疫政策，履行报备手续。

隔离前一天晚上我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既要做好隔离期间工作需要的各项准备，也不想因为隔离打乱我日常生活的规律。把隔离当做身体的一次旅行，也当做“事上磨”的心理修行。我有比较严重的鼻窦炎，忙碌的工作和经常应酬客户，导致我的鼻炎反复发作。鼻炎从根本上说是湿邪之气影响了自身脏腑器官的运行，使器官处于淤滞的状态，外表生发于鼻窍。子晴同道教授的站桩不仅是实修收束心猿意马，而且也是扶正阳气、祛除湿邪之气的良方，我之前坚持了一个月，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打乱了节奏，没有坚持下来。我从隔离的第一天开始站桩和静坐，把每一天的工作、学习、健身、娱乐安排成固定的计划。这样，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节奏井然有序，充实恬淡。

我所理解的实修和“事上磨”包括很多方面。在我的成长经历里，没有专门介绍我的母亲，已过耄耋之年，生活的磨练使她成为一位坚强而富于理性的老人。我们小时候，母亲伺候着家庭起居、算计着柴米油钱，身体不好，家里经常飘着中草药的味道。退休后，独居的母亲热衷于各类健康讲座和收集民间验方，每次跟她聊天，你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她都能兴高采烈地找出对症下药的方法。在母亲的熏陶之下，我从四十几岁就开始了身体的“实修”，早起在床上做“推肚子”、“干搓脸”、“干梳头”，早晚出去运动时，做“颈肩操 ”和“倒着走”等等，也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做“叩齿”和“提肛”的动作。这些动作别说让人听起来十分可笑，连我自己有时都觉得可笑。但是，十几年下来，我周围的朋友、同事体检的结果，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得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许多人牙齿坏掉了，不得不种牙。为此，我坚信我的身体实修是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不二选择。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与母亲的生活交流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人生智慧，与其说是我们在陪伴老人，不如说是母亲给予了我们很多精神的依靠。人说：妈在，家就在。确实如此，晚年的母亲跟我一起，定居在大连，在老家的姐姐和远在上海的妹妹经常到大连老娘的家中团聚。这些相聚的时光啊，美好而短暂，其中带给母亲的欢乐，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人人都有良知，但致良知需要导引。疫情扩散，欧美各国采取自然防疫措施，多少有基础病的老人离世。我国的防疫政策，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多少近百岁的患病老人在医生的精心救治下恢复健康，这些都是对青年人的言传身教。在我隔离期间，我儿子想到奶奶年纪大了，抵抗力弱，提前给奶奶储备了新鲜蔬菜水果等，让奶奶感动不已。妹妹借此机会教育她8岁的小儿子，这就是孝道。就中华传统之“孝”文化，家人群也进行了交流。妹妹引用《礼记·祭义》原文“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所以，我们要修行的知行合一，要在致良知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允执厥中”，人心与道心相和，执中而行。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刘老师讲儒学是讲“入世的哲学”。在老刘讲《传习录》里，“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入世和出世的统一，因此成为人们公认的圣人，兼具“内圣外王”的性格特征。我们修习心学，自然不是为了成为“圣人”，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实践认知，修心性、向内求。向内求诚如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国藩细思古人修身功夫，也总结出：“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从而达到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的道德境界。

在修习心学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平时什么道理都懂，真正遇到事了，能不能妥善处理才是真正的实修功夫。去年，儿子参加工作了，相处多年的女友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然而，由于原生家庭带来的观念冲击，不可避免地由家长传递给了子女，站在家长的角度是给予孩子全身心的爱，而站在子女的角度，这种爱有可能是鸿沟、甚至是精神负担。总之，他们分手了，儿子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走出那片阴影。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后来出国留学，顶住疫情的压力圆满结束学业，一直顺顺利利。我个人自认为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都给予了一定的指导、帮助，有时也甚至是强迫!而我自以为这种强迫也是爱，是为他负责，让他少走弯路。在孩子和女友分手这个问题上，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给我很深的触动。作为家长，我们为孩子付出很多，都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生活幸福美满，然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仍然未能做到“勿忘勿助”，陷入了迷茫。现在，我和孩子能够心平气和地交流这些问题，源自于我要发自内心尊重孩子这个生命个体，他属于他自己，他生命中所有的坎坷、遭遇都必须由他自己走过。

阳明先生的心学体系中，还提到了重要的一点，即是“用敬”。讲到精神修养方法，曾国藩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是平日涵养之道，“恕”是临事应事之道。对人以敬，就会谦逊而不狂放;忠恕待人，就不会被私心遮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就会心平气和。好的领导者在入世、治世须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论功则推于人，论过则引为己责。曾国藩举荐了左中堂，而左中堂恃才傲物，放荡不羁，对曾国藩不以为然，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一心为公，毫不计较，他和左中堂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他极大度的容人之量。

这种“用敬”的功夫需要在事上磨。去年我带领团队去内蒙开拓市场，业主是央企这个领域的大型企业，对我方技术方面要求特别高，提前一个月即要求我方按照提纲，准备技术方案向集团公司领导汇报。时间临近了，我去现场之前就跟技术总工进行了沟通，结果告诉我还没有开始准备。这位总工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平时也是心高气傲，我虽然很恼火，但强压制了。晚上，跟业主喝了酒，得知业主领导对这位总工也有意见。于是，借着酒劲，我把这位总工老大哥狠狠的批评了一通，并指责他不要过于自负，业主对他并不满意等等。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我知道这可不是南怀瑾先生讲的“言亡虑绝，事过无痕”，我的言语过激甚至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我也多次反思那一天的行为，发现自己平日里念念有词的修心理论完全没有在心体上观照，“事上磨”的功夫远远没有到家。之后不久，我借着讨论问题的机会与这位总工又进行了一次交流，诚恳地道歉自己的态度问题。总工老大哥也一笑，承认自己工作忙疏忽了编写技术方案，并保证一定要给业主交一份圆满的答卷。

以上，梳理个人修行的例子，充分说明知行合一其实是很难的，如不能真正行，只是未真知，没有做到去除私欲，修炼心性，回归天理。

漫漫人生旅途，存诚自养，慎独自处，品读《传习录》，修身心永无止境。诚然，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撰写文稿之时，东航客机失事消息牵动亿万人的心，我们为逝者祈祷，向遇难者家属表示由衷的哀悼。面对世事无常，向内求，超然豁达，乐天知命。借东坡先生诗句小结：“回首向那萧瑟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