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大败局I》中对企业自身经营失败的剖析,《大败局II》更多地将企业的失败指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体制问题。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华晨的仰融、钢本的戴国芳、三九的赵新先皆为坚守产品品质的商业奇才,奈何终因企业产权归属问题成为政商博弈中的牺牲品。在很多关键时刻,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往往决定企业的命运轨迹。
德隆和中科放弃实业经营,纵横资本市场,玩弄股市、操纵股价,最终葬送了自己。
顺驰的孙宏斌离开柳传志,杠上王石,利用眼球经济策略博得同行和社会的关注。确实,这是一个从来不缺乏野心的男人。然而,只求速度而不求质量的企业从来都不会长久。高竞价的博弈不仅损害同行业利益,破坏市场规则;更是让消费者为此买单。
生产“概念”的托普系,这个下海经商的大学教授让我尤其生厌。囊囊中丰裕的宋如华一头扎进资本经营,信口胡言地玩转官僚,没有商人的基本底线。
九位企业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三位。健力宝的李经纬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保健品市场的乱象丛生中及时退出,恪守商业道德,奈何还是被地方政府无情排斥;华晨的仰融可谓商业奇才,有自己的大规划和战略部署,却仍败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政治素养,实在可惜;钢本的戴国芳草根出身,白手起家,全心经营,奈何最终却成为政府对钢铁民营企业进行行政调控的演示品和“法罪错位”的典型。
董明珠曾有言,公司创始人的个性决定企业命运的基因。或许,企业的天意或宿命,其实都是企业家性格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