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妻子说要去日本，我开车送她去的机场。路上，她问要不要给我带把电动剃须刀回来？我说不用，我已经有三只剃须刀了，而胡须却很少。她问怎么会有三只？我说都是从前仰慕过我的女子送的——仅此而已。
这种说辞，虚虚实实，捕风捉影。说得多了，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否确有其事。做人嘛，不能假正经，也不能真正经，最好的状态是假不正经——平日里多些胡扯八道，先把水搅混，有鱼的时候顺手摸一把没有谁能知道，露出马脚也好辩解。看客，是这么个理儿吧？
妻子又问我，不要剃须刀，那你想要什么？上网看了日本的手帕很好，要不给你买几方吧？这倒是个好注意！我说，好吧。
说到手帕，倒让我想起加藤先生——
那年冬天，我的朋友海哥南下来找我玩，说同行的还有位日本哥们儿，便是加藤先生。我去机场接他们的时候，没觉出同来的是日本人——加藤的汉语讲得好，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要标准。海哥介绍说，加藤八十年代就来中国工作，虽然中间断断续续离开过，但累积起来也快三十年了，算得上是中国通。
后来的几天，我发现加藤对中国不是一般的通。我们去逛古玩市场，他对那些假货、垃圾货不闻不问，东西只有到了文物的级别，他才会多看上几眼。他说，早年曾从市场上买到过黄花梨的小桌，至今还留着呢。我夸他懂行，他说他喜欢中国的国粹——还会拉二胡呢，师傅拜的是闵惠芬。听到此，我不得不对这位洋鬼子刮目相看……临了，我拿出六只清代的青瓷茶盏送他，他谢过收下。
晚餐时，我邀请两位学生模样的女孩出席。落坐后，姑娘们去卫生间，加藤起身帮她们把餐巾铺好、餐具摆放好，显得很是体贴。席间聊起来，得知加藤的妻儿都定居美国，而他自己则有位做歌手的女友在日本。说到此，他看了眼旁边女孩中的一位，说跟那女孩长得很像，意味就有些深长了。
那位长得像日本歌手的女孩，姑且称她小F吧。加藤先生说自己马上要回趟日本，问大家需要带些什么礼物？女孩子自然是化妆品。加藤问：“给岳先生送什么好呢？”小F抢着说：“化妆品。”听到她这样说，加藤满脸狐疑，我连忙解释说：
“别听她瞎掰，这是个玩笑。要不这样吧，我多年来有使用手帕的习惯，加藤先生就给我带几方手帕吧。”
这时，加藤立即从裤兜里摸出一方手帕，冲我说：“是这个吗？没问题。”
过了段时间，有天夜里海哥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天津，跟加藤在一块儿喝酒，准备第二天来找我。可次日等到天黑，也没有消息。于是，我跟海哥打电话，他没接；又打给加藤，他说海哥头天晚上喝高了，还躺着呢，说过什么也全不记得了……我冲他打趣道：
“加藤先生，给姑娘们买化妆品的事早忘了吧？”
“早买好了。给你的四方手帕也备好了。可海哥不做安排，我自己也没办法过去呀！”他说。
我从加藤的话语间听出了怅然，感觉到他挺想再过来，大家一聚，只是不知他是想见我？还是想见那位酷似日本歌手的女孩小F？我告诉加藤，我们也盼着他早点来玩儿呢，并给他备好了礼物。
“什么礼物？”听起来，加藤先生有几分急切呢。
“方便时来吧，来了就知道了。”我卖了个关子——原以为加藤先生很快就能成行，而事实上，从那次通话后，我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和日本友人的“礼尚往来”也便没了下文。
据说，加藤先生后因工作变故，早已回了日本，我感到惋惜——加藤错过了我为他悉心准备的一帖手札，我也错过了来自岛国的那四方手帕。就是这样，错过和缺憾使我们的生命五味杂陈，充满着无奈和失落。
我相信，妻子这次东渡，定会带几方手帕回来，我也不会较真，非说是“此手帕非彼手帕”——又有谁能把我备好的礼物带给加藤先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