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从这段看，严羽的思路并不十分清晰，同时其佛禅思想只能说处于一般般的高度。借佛禅的乘、宗、道，来阐述诗的高低，但三者用在这里均不合适。

佛教在传播发展中形成的两个重大派别：小乘、大乘。前者将佛陀视为导师、领袖、大智者，主张一佛伦，修行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后者将佛陀神话，倡导三世十方无数佛，修行的最高果位是菩萨。这是修行的两个路径，在后学僧、学者习用时，已然没有高下之分。

同样，禅宗在五祖弘忍之前本无南北之分。至惠能和神秀时，一个倡导顿悟，传播范围主要在南方，一个主张渐悟，传播范围主要在北方。两人分别被各自的门人奉为六祖，才有“南能北秀”和“南顿北渐”的区分，两者同样不应该以高低去评判。更何况，临济、曹洞均源自六祖惠能，这和“宗有南北”又有什么关联？

严羽因当时的社会风气，即便不参禅，也会经常和别人论禅。从文中之意，他提倡顿悟，应是推崇大乘和南宗的。但因此而贬低小乘和北宗，本身就说明其修行不到家，和佛禅的修行境界差得很远。

再说“道有邪正”。正邪不两立，从法律和道德层面，“邪”是不允许存在的。而作为诗则不然，即便大历之后的诗不如盛唐之前，那也还是诗，不过是水平有限而已，不存在要抹杀的必要。所以在这里也不合适。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严羽始终在强调妙悟、顿悟，有些强拉硬扯的感觉。且不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这个论断是否恰当，单说孟浩然诗歌的成就，与妙悟究竟有多大关联？并无凭据。这就好比一个人说：我觉得谁好，谁不好。假如说话的这个人已经被当时的人推崇为泰山北斗，那还好些，如像严羽这般活着时并无多大影响力的，就没有什么权威了。

对比《人间词话》就能看出差距。王国维评判温庭筠和韦庄的作品高下：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同时又有另外一则：“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暗藏高低之分又不明言，让人自己揣摩。这样的文学批评，明显高出一个档次。

当行、本色，在后面有细论。严羽先将汉、魏、盛唐诗作为第一义，然后在中间又切一刀，汉、魏为不假悟，盛唐为透彻之悟，明显的意思是汉、魏更高端。可结合前文：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有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惟李、杜得之，那为何汉、魏诗又能在盛唐之前？

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作为诗话，应以精辟、扼要为上。这一段明显啰嗦了，尤其是“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这种自夸之语，更不应该存在。

汉、魏，晋、宋，南北朝，沈宋、初唐四杰、陈子昂，开元、天宝诗人，李、杜，大历十才子，元和，晚唐诗人，苏、黄。这里是按时间排序，并不严格按水平高低。洋洋洒洒，意义不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初唐四杰这四人就是一个水准吗？我想，以作品论，不止我一个人会为王勃的水平应该能拉下其他三位一个身位吧？之所以是“四杰”齐名，无非是习惯于拉出个群体而已，这种情形历来很多，三曹、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

按“顿悟”和“渐悟”的区分方法，这一段表现的，明显又是“渐悟”的方法，与其思想并不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