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学妹的电话才知道，会计移民获邀分数已经80了。
学历、PTE四个79、翻译，再加上职业年。勉强够。
“80分都要排队了，85才能秒邀。”学妹叹气。
刚来的时候，会计移民60分。没想过留下。
2014年7月，提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从Broadway Shopping Centre出来，还不到五点，天就黑尽了。乞讨的中年女人背靠柱子坐在地上，双目微闭，安详而沉醉地吹着萨克斯。路旁站着三俩行人，一边抽烟一边低声谈笑，身体随着悠扬的调子微微摇摆。
那是悉尼最初的样子。
第一次吃中餐是几天之后，在Broadway路上一家叫“天和晟”的餐馆。水煮肉片端上来，口水在嘴里滚成海啸。多吃点，下次吃中餐指不定是什么时候呢，我指着滋滋冒气的肉片说。后来，同行的人吃了三碗饭。但很快我们便发现悉尼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中餐馆多，且味道正宗，于是抛弃“天和晟”转而去吃“留一手”、“串串香”和“蜀香坊”了。
研一结束，移民65分，也没想过留下。
那时候上课之余在一家台湾餐馆当服务员。早上8点半到晚上9点，时薪8块。澳大利亚法定最低工资16块。不觉得被压榨，反而认为人生经历。每次领工资之后都高高兴兴拿去存银行。后来去新西兰玩，一口气全花了。没觉得心疼。有一回店里来了个在银行上班的姑娘，说起自己时薪有二十来块，心生羡慕。觉得要是毕业能在这里工作两年把学费挣回来到也不错。
申请PR是在研二的上学期突然决定的。
65分要排队，70立即获邀。
对于这个决定，文艺的说法是：我在Watsons Bay看完一场日落后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功利的说法是：狡兔三窟，给自己留条后路；朴实的说法则是：这儿冬天挺暖和，不用穿秋裤。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她相信人有很多个人格。我是认同的。我想也许这三个说法都是真的，不过是来自不同人格罢了。
研二下半学期一边实习一边考PTE，前前后后总共五次。到第二年，也就是17年二月，才终于考出4个90。其中曲折若是写起来，又是一篇文章。不提。奇怪的是虽然过程万分痛苦却没想过放弃。一个月之后满25岁，便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当时分数已经涨到75。
获邀后从公司辞了职。5月回到国内，8月去了巴塞罗那，18年的1月再次回到悉尼。
决定回来后，后悔过几次。
一次是从成都飞悉尼，因行李限重，只得将王小波全集从箱子里拿出来，腾出位置给小熊多功能电饭锅。心里隐隐作痛。如果留在国内，也不至于为了吃口饭放弃王小波。后来在悉尼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两本他的杂文，方得到些许安慰。
另一次是租房。二月的时候整租了一套房子通过airbnb分租。被送被子、厨具、钥匙等等杂事弄的焦头烂额。一天刚送完钥匙回到Central就接到租客电话说房间跳闸。已经接近晚上10点，坐火车回去需要半小时。房东联系不上，而我连电箱的位置也不知道，即使回去也毫无用处。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站在火车站出口，身旁站着我的箱子，摆出事不关己的样子。后来是隔壁一个台湾男生帮忙解决了。我十分感谢他，尽管他可能不会读到这篇文章。要是不来悉尼，大概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最近一次是腰疼，从早上疼到半夜。后半夜觉得实在受不了，挣扎着起床预约了一个第二天最早的全科医生。又买了nib的私人保险。想着万一要是疼到叫救护车，没有保险就太贵了。到医院之后前台让我填紧急联系人，我想了想，随手编了个名字，然后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所幸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要是在成都，大概可以到妈妈卧室撒个娇吧。
三月搬家，在搬家公司做兼职的男孩子是校友。闲聊起来，抱怨说不喜欢澳洲，当初拿PR就是为了争口气。
“没意思，我下半年就回国了。”他撇嘴道，“没朋友，连个一起吃饭的人都没有。”
我没有接话。
装着我全部行李的汽车在桥上飞驰，天蓝的像是宝石，海面在夕阳的照射下发着耀眼的光。海滩边轻轻摇曳着一排排帆船，红嘴的海鸥站在桅杆顶端，和两年前在Watsons Bay看到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