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那年，我因为忘了带作业而被老师打了两下手心。
在那个年代，老师鞭打破坏纪律的学生，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我从小就长得高大，这个长得比我矮了半个头的老师嚷着要打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画面实在滑稽。打我之前，她凶巴巴地质问我好几次“以后还敢不敢”。气愤，使她的声调越调越高。每仰望我问一次，我就俯视她，忍笑地答“以后不敢了”。这样几番一问一答之后，她忽然跳到黑板前的矮凳上，好不容易从黑板上方捞出了藤鞭。为了配合她的高度，我还体贴地把伸出的手微微调低，以便她能有效地使用在多年的教职生涯摸索和掌控的牛顿力学。那天，我挨了两鞭。一鞭，是为了作业。而另一鞭是则是因为我态度轻佻。
别的年代不说，就拿我们这些从70年代和80年代就有生命存在的大妈大叔们，曾几何时不是一个熊孩子？有哪一个不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打是疼，骂是爱”的教育观念下，被打打又被骂骂地一直苟且挨到高中三年纪？别说用低俗的词语来消费老师，或不做作业了，就连在上课时候自娱自乐自逍遥地把注意力散播到课室以外，也会招来几鞭的打。这还没关系，被打之后，谁又不是强颜欢笑地回家——大家都不敢告诉父母在学校发生的不幸。因为大家都知道那绝不是一件聪明的决策。因为父母亲在了解自家孩子被老师打的原因后，极有可能还会觉得老师打得不够，於是又得在家多挨几鞭。会不会被老师打，是当时小孩都有的于安思危的心理。若在今天，它或许会被矫情地安上一个奇怪的名字，再被归纳成一种需要大人们耐心呵护与关心的儿童心理疾病。
想起这些，不外是因为短短的十天时间内，两宗学生被鞭打而闹上警局的新闻先火热了社交媒体，再燃到新闻媒体。这两起连续发生的事情，让好一些还没当上父母的人，都也纷纷发表了父母经。在老师该不该打学生的课题上，他们分作两派：一派支持老师打学生；而另一派支持父母投诉报案。他们立场鲜明，不是黑就是白。完全没有灰色地带。
对造化尚浅的熊孩子来说，暴力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教育方式。而对于道行高深的熊孩子，老师最好别冒违反目前教育制度的险而去教育他们。把从他们身上省下精力，用在其他学生身上。老师要知道，如果不幸遇见这种“熊孩子+熊父母”的一送一配套，也不会是一辈子的事情。这不幸一般只维持一年。如果流年继续不利，大概可能延续至两三年。当父母坚持说，他们的孩子是不能受处罚的时候，就应该巧妙地把他们的孩子安置在教室里的最远角落。让他们在角落里尽情将本性发挥，自生自灭。完全不必为那家子操心。因为当这些学生都登峰造极，达到被打也没有影响的炉火纯青地步时，家长们自然会去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