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要顾及说话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等，也是培养语言能力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王尚文
他这段表述，恰好把“怎么说”搞反了。王尚文从“怎么说”开始，是有问题的。仍旧是在学习作者们的“怎么说”，而不是作为学生自身的“我”要“怎么说”，作者“怎么说”，总是作者的。总是在让学生体验作者“怎么说”，学生现实的“自己”在这里总是被忽略，搞得总是让学生设身处地地做作者。但是，无论作者的言说多么动人，总不是专属于学生（我）的“怎么说”。学生们现实的语言，被搁置起来，全在作品的不切身的虚拟语境里说着不是现实的“说”。“怎么说”，这里已经暗含着一个必须的前提，即“对谁说”。这个“对谁说”里面就已经又涉及到了另一个概念，即“对谁说”总是在一个确定了的“语境”的才会发生“对谁说”的可能性。没有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下的对谁说做坚实的前提，“怎么说”的概念就是空的。所以，王尚文强调“怎么说”，只是学习课文中的作者“怎么说”，因为，作者角度看，他的作为“怎么说”的前提当然是被满足的。然而，对于训练学生自己的语言时，课文的“怎么说”永远不切身，因为总要在头脑里幻想出一个作者的“语境”和一个“谁”，进入到作者语境中去学着作者“怎么说”，这对“实践性”有没有帮助，不好说。因为，学生总不会是在现实里说着课文里的“怎么说”，他们总要在现实里实现他们自己会“对谁”去“怎么说”。在一个相对正式的场合，即不是私下交流的场合，中学生语言贫乏现象挺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因为他们用着作者的“怎么说”应付着他们那个当下“对谁说”的难堪局面。也就是说，那个当下，他们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说”，所以，就生硬。
因为同操一种语言，那么，操这种语言的人所面对的世界是相同的，看世界的方式也是相同的，那么，思维方式也是相同的，所以，学生的思维方式不会因为学文章的语言而改变了，即在阅读或学习同一种语言的作品不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所以，阅读或学习文章，不是为了学生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学生，是现实存在的个人，作品对他们的作用是精神性的充实，但是，反映到外在的语言这一环，教材绝对是忽略了的，也就是说，教材忘记了加大让学生现实地去说的训练。其目的可以看出来，只要奠基精神，至于学生是不是获得了这种语言下言语训练，那不算个事。那么，这还需把“实践性”作为特征提出来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