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罗翔老师讲法律的视频火了。
众家长欣慰地看到，孩子居然沉迷学习了！
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IP：法外狂徒张三。
（罗老师经常用张三举例子）
果然，不以考试为目的的学习，反而能让小伙伴们沉迷。
在前几集，罗翔老师总结了一句话：
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
舟行我稍微解释一下：假设小张把小李踹下了粪坑，导致小李被活生生溺死在粪坑里。
你说，小张要不要被警察带走？肯定要。
因为故意杀人，是入罪的基础。
可是我们再了解一下这背后的隐情，才知道原来是小李企图强奸小张，小张先假装同意，然后趁小李脱裤子的时候，飞起一脚就把他踹进了粪坑里。
出于自我保护杀了人，小张要不要被判刑？答案是肯定不要，因为伦理，是出罪的依据。
换成在座的各位，可能不仅要踹他下粪坑，还要拿砖头往下拍呢。
罗翔老师的这个理论，让我遥想到了千年前，宋朝的苏东坡。
苏东坡曾经处理过两个经典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
苏东坡刚到杭州就职时，有人告状说别人欠了他两万块钱未还。
欠钱不还，违背了法理，肯定要入罪，于是苏东坡把那个欠钱的人叫来了官府。
可欠了钱的人却说：“我家凭制作扇子生存，恰巧父亲去世，并且从春天开始，天天连着下雨，天气十分寒冷，做好的扇子又卖不出去，并不是故意欠钱的。”
亲人去世要安葬，生意又惨淡，欠钱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苏东坡认为这个案子，有出罪的依据。
那时候苏东坡仔细看了他很久，对他说：“暂且把你做的扇子拿过来，我来帮你开市卖。”
过了一会儿，扇子送到了，苏东坡拿了二十把空白的夹娟扇面，用公文用笔书写草书并画枯木竹石，一会儿就完成了。
苏轼把扇子交给那个人说：“快去外面卖了扇子还钱。”
那个人抱着扇子感动得不行，眼泪狂飙，且他刚走出府门，就看到乌压压的一片人要争着用一千钱来购买扇子。
扇子被一抢而空，没买到的人还捶胸顿足，后悔来晚了。
第二个案例：
还是在杭州，有一天手下来报，说有个进京赶考的书生犯了冒名欺诈罪，他两件行李上所贴签条，均是“交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落款均为“苏轼”。
好家伙，胆子忒大了，直接冒名成杭州太守，文坛领袖苏东坡了。这相当于冒名成杭州市长兼全国作协主席啊。
赶紧抓过来，苏大人要立即审理此案！
人很快抓住了，苏轼质问道：“这两件沉甸甸的行李，装的究竟是什么要紧东西？”
闻此，面红耳赤的书生赶忙如实禀报：“学生羞愧，对不起大人！学生进京赶考，盘缠没有着落，亲友就送给学生两百匹绸子，好到京城兑换现钱。想到这绸子过关都要纳税，恐到了京城所剩无几，学生就打起了歪主意：大人名闻天下，无人不知，贴上这张签条就可蒙混过关，得到免税便利；万一获咎，想必大人也会大人有大量。恳请大人恕罪！”
追求功名，人之常理。赋税太高，社会问题。Skr Skr
有了出罪的依据，苏轼便没有继续追究，甚至亲笔书写好两张新签条和一封给苏辙的短信后，他还打趣对方道：“你只管放心赴京赶考，保准不会再有税吏找你麻烦了。就算他们胆子大，手段狠，把你捉到皇上面前，你也会平安无事的。”
听罢这话，既惊讶又感动的书生，顿时热泪盈眶。
从以上的两个案件来看，苏轼很好地平衡了法益和伦理的关系。
法律虽然不是伦理道德的补充，但是法律脱胎于道德。且伦理道德“法律化”也在现代法制建设中不断推进。如“见义勇为法”。
可是，有很多时候，古今中外的断案者们或许过于“冷酷”了，忽略了法益和伦理的关系。因此判案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导致冤假错案。
而苏轼，显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
身处封建时代，竟能贯通法制时代的理念，苏东坡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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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