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小时候一到腊月，就盼着杀年猪。
那时候家家都穷，猪肉要凭票供应，一个月只能吃上顿巴肉，见肉就馋。
过年时节，小伙伴们就会拍着小手唱：
“红萝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小娃想吃肉，大人又莫钱！”
如果家里能养上一头猪，一年就有了盼头。
年底杀完年猪，作成腊肉，灌成香肠，挂在阁楼的窗前，风干，来年月月都有肉吃。
我们炮台路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养猪，一到年底，挨家挨户便开始杀年猪。
杀了年猪的人家，要用白萝卜和着肥猪肉，炖上一大锅，给周边左右的近邻，每家汤汤水水地端上一大海碗。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也是多年的风俗习惯，不论平时邻里关系如何，那一碗年猪肉，都是必须共同分享的。
今天一大早，街上杜平儿鲜五儿几个娃，就在门外高声叫我，约我出去玩，我说你们去，我今天玩不成，我要在家帮外婆作家务事呢。
实际上，我是听外婆说，隔壁毛哥家刚刚杀了年猪，我在家是要巴巴地等他家的那碗年猪肉呢！
02
毛哥的父亲杜叔终于过来了，他端着海碗，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肉汤洒了出来。
杜叔家与我们家和舅舅家的关系并不好，他与舅舅老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他与舅舅吵架时的样子很凶，我对他又恨又怕。
今天，我看见杜叔满脸堆笑，显得很是和善。他先给舅舅家端了年猪肉，接着又给我们家端，我看着杜叔端肉的样子，觉得他并没平时那么让人生厌。
他把碗放在我家堂屋的桌上，搓着烫红的双手，笑吟吟地与外婆说话。
外婆向他道谢，两个人拉起家常，似乎平时的恩怨烟消云散了。
杜叔一走，我就拿起筷子，迫不及待地向海碗叉去。
碗里大半是汤，汤里有白萝卜，汤的面上，飘浮着十来沱”泡泡肉”，又白又肥。
泡泡肉可是好东西，解馋。
03
我家养的过年猪也快出栏了。
外婆这段时间给猪吃得又好又饱，好让它作最后的冲刺，快速长膘。
如果猪没有达到120斤的重量，政府是不允许“交”的。
“交”，就是把自家养的猪赶到国营屠宰场，屠宰场的工作人员宰杀后，一半猪肉平价卖给国家，一半留给自家吃。
虽然盼着杀年猪，但杀猪那天，我是不会跟着去凑热闹的——我不忍心看着那头名叫“小黑”的年猪被杀的情景。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我家养的猪似乎都是黑的，我把它们全叫小黑。
每年初，我会跟着外婆来到西门市场，从农民手中买来一头小黑猪。小黑猪十来斤，长嘴尖耳，贼精神，是那种长不太大的土猪。
外婆翻开小黑的牙口仔细观看，说这猪娃不错，就买它，说完，一手交钱，一手牵猪。
卖猪的人用一根草绳拴住小黑的脖子，把它交给外婆，外婆让我牵着。
我跟在外婆的身后，牵着小黑，悠悠闲闲地向家中走去。
04
小黑五十斤重之前，都是敞养的。
小黑很乖，它一般不会跑得离家太远，它总是在房前屋后的坝子里撒欢觅食。
偶尔它也会跑出去找食，或去和猪友们玩耍，但它很快就会回到家中。那时的人们很纯朴，一般不会有猪儿丢失的事件发生。
小黑俨然成了我的宠物。我经常一边看书学习，一边用手摸它的头，或在它的肚子上挠痒痒。
它很快就学会了享受，一看见我坐在那里，它就会走过来，用嘴拱拱我，然后“呯”的一声倒在地上，让我给它抓挠。
小黑长到五十来斤，就是“架子猪”了，架子猪需要圈养。
现在，在炮台路与翻身街的拐角处，还可以看见一段水泥墙壁，壁上留着掌心大的白色磁砖，那就是当年我家卫生间的位置。
卫生间的后面，就是猪圈。
架子猪食量很大，残汤剩水不够它吃，外婆便背上背兜，拿上镰刀，上山去割猪草。
猪儿吃的多拉的也多，圈里的猪粪，两三天就会堆积如山，我要经常猫腰钻进低矮的猪圈，去把猪粪清理干净。
喂肥一头猪，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需要全家付出艰辛的劳动。
05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县城内的小平房，逐步变成高楼大厦，邻居们一家家消失在高大的钢筋混凝土之中，不知所终。
杜叔、毛哥、平儿、武儿，一个个东一家西一家，现在很难再见一面。
城里家家养猪自然变成了历史，杀年猪，那就只能是乡下的专利了。
现在我们每天吃的，都是大型养猪场三个月出栏、饲料添加剂喂养的猪肉，哪里还有过去各家各户养出的土猪肉的香味！
偶尔受亲戚朋友相邀，去乡下参加杀年猪的宴席，我们都会欣然前往。
农村的年猪一般都很大，三四百斤重，纯白色，以前我们叫这种猪为“洋猪”。
中午开席，院坝里少则几桌，多则十几桌，亲戚朋友欢歌笑语，举杯共祝新年快乐。
我们参加杀猪宴，只是希望能够吃到一点当年那种“真正猪肉”的味道，能够稍稍感受一下当年杀年猪的那种氛围罢了。
（永远平安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