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小姑把那个惊天秘密冲口而出，三个家庭的关系变得微妙又紧张。
父亲和母亲回到家后，经常为这件事吵架。父亲一言不发，母亲很是委屈，觉得她伺候老头子最多最久，临了临了老头子啥也没有给儿子孙子留下，还便宜了那个姓胡的一个外人。
“怪不得天天和老头子半夜三更咕叽，把个老头子哄得团团转。又买房子又做大生意，还骗我们是卖老家的田地，几亩破田地值几个钱？你那妹外表人模狗样，其实面善心恶，也和胡玉海一样坏心眼。”母亲忿忿不平，最后总结:“胡玉海真是个嘴甜心苦，屁眼拉生姜的和珅。”母亲不知道在哪部戏里看到过和珅。——这个比喻还真是恰当。
母亲不依不饶，甚至吵吵着要等小姑和小姑父来的时候，把大姑两口子叫来，大家在一起掰扯掰扯。
可是自从那次以后，小姑和小姑父似乎人间消失一样，好几个月都没有登娘家门。母亲一个人又不好登门相骂。
日子久了，各家有各家的穷日子忙活，这件事就让搁置了起来。母亲似乎也忘记了早已打好腹稿斥责小姑父的“长篇大论”了。吵架这件事，任你如何“巧舌如簧”，没了对手也只好偃旗息鼓了。
一而再，再而竭，拖延时间是最好的办法，小姑和小姑父两个人也许深谙此道，想到不给你面见就是最好的回答吧？
母亲和大姑见面的时候仍然是东家长李家短的聊起来没完，她们都好像刻意回避小姑那件事。
家家苦寒，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亩薄田，上半年种小麦和油菜，下半年插秧种水稻。尽管这样，大多数农户接到小麦断了大米，一天三顿吃面条啃馍馍，接了大米，又没有了小麦白面。
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小孩子捡大孩子的，一件衣服穿四季，春夏作外套，秋冬季节套在破棉袄的外面笼祆。滴水成冰天，单衣薄衫，外加一层破夹袄。就有一件破烂棉衣服，也是一茬一茬穿，硬邦邦，油腻腻，一点儿也不贴身。棉裤脱下来，甚至可以立得住。领口，袖口也都蹭得油光发亮，破棉絮从破面子破里子的缝隙里挤出来。
我家有姊妹四个，大姑家也有三个孩子。孩子多，事也多，一个个吃喝拉撒，又有田地活要料理，哪里腾得去闲工夫去找胡玉海理论。再说这种事情空口无凭，小姑要是来个死不任帐，说当时说的是气话，又有什么办法呢？更何况父亲和大姑父两个大男人抱着葫芦不开瓢，女人家瞎吆喝又有什么用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契机，大概是我大哥娶媳妇那一次。那时候我的大姐已经已经中专毕业，分到学校当小学老师，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城里的工人，还没有过门的大姐夫是个退伍军人，在县城物资局的车队里开大货车，大舅哥结婚，给请了辆军用吉普接亲，车停在豁了半边的土院墙外面，大人小孩围着汽车指指点点，上前摸一下都怕它自己跑起来。大姐夫车也金贵，指挥我在旁边保护着。
晚上，家里还请了流动放电影的来助兴。这种仪式在当时很时兴。大哥穿着时兴的毛料中山装，因为是新衣服，也不大合大哥粗壮的身材，紧绷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大哥一直就忙前忙后，二十三岁的人了，上个月才从叔叔所在的乌鲁木齐回家，他投靠叔叔也快两年了，不知是在新疆待得久了，与那里的人同化了的缘故，还是遗传了爷爷和父亲的络腮大胡子，反正大哥长得极像一个维吾尔族人，高鼻梁，深眼窝，络腮胡子刮得油光锃亮，黑红面皮，身材矮壮，用现在的话说，“长得比较着急”，与年龄极不相仿，像一个三四十岁的人。
为寻这门亲，父亲们母亲操碎了心，还花了不少钱。大哥一个多月前回的家，见到了嫂子双方也还满意。这几天大哥忙得脚不沾地，实在他也忙不出什么名堂来，越忙越乱，整个是瞎跑瞎颠。说到底也就是几年不在家，前来贺喜的亲戚朋友不知道怎么称呼，父母殷勤地迎上去，叫来大哥喊人打招呼。大哥忙不迭的迎来送往，给这个递烟，那个点火。
做父母的也忙得团团转，一会这个人要这，一会那边又喊起来。父亲好歹是个小学校长，如此“盛大”的婚礼也算在父老乡亲里长了脸。
再看大哥，他的毛料中山装新郎服是买料子订做的，笫一次上身，怎么穿怎么别扭。他一会儿扯衣角，一会儿拉衣袖。
跑过来跟母亲说:“妈，怎么回事儿？这衣服你找谁做的？照着啥尺寸做的？真是听我的，请王文策也不会做成这样。”
王文策是远近闻名的瘸腿男裁缝，他的儿子王子亮子承父业和大哥是同学。一个多月前我听到母亲到邮局打电话和大哥商量做衣服的事，大哥提到王子亮一嘴。母亲回来告诉父亲，父亲没同意，嫌王文策料子手工费都太贵。
父母自作主张，用大哥的旧棉袄的尺寸，另外找人做了衣服，谁知快一年不见的大哥，似乎又胖了些。冬天挺冷的天气里，他跑来跑去，额头上都出了汗:“这个人做的啥衣服？绷得不能动，烦死了，热的跟大伏天似的。”——想来大哥也不是真热，他是激动，欣喜，忙乱，不知所措。
那时我也才刚刚小学毕业，在镇上读初中。我的小伙伴们早早的搬了小板凳，在我家东面土山墙的银幕前排好了队。那一天我当然成了孩子王，骄傲的人前人后的跳来跳去，见谁不顺眼，恨不得赶人走，出尽了风头，挣足了面子。
记忆中，那是我们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最“风光无限”的一次，我也顾不上看新娘子，只想看电影，看稀奇。坐在放映机旁边，有时还会把手脚伸到那个圆矩形的放映机灯光前，看自己的手脚映在屏幕上，高兴得欢蹦乱跳。就连晚上放的电影是《地道战》和《马兰花》，中间为等待在另一个地方放映的电影胶卷，我们还等待了半个多小时的事，我都记忆犹新。
这天早上，天刚麻麻亮，小姑和小姑父就带一群孩子“负荆请罪”，包了红包，买了一个时兴漂亮的绸缎被面和枕套枕巾各一对。
家有大喜事，母亲也忙糊涂了，心里自然也乐开了花，哪里顾得上计较别的，当然也是满招满认。这次姑父骑摩托回家做生意，小姑还带着几个孩子小住了一阵子，当然晚上就睡在大姑家。一直住到大哥带到带着新嫂子又去新疆为止。
自此，小姑又一如既往的开始到家走动。毕竟是姐妹，也不知小姑用什么方法，很快“堵住”了大姑的嘴，反正姐妹俩亲热如初。小姑独独有点怵我的父亲，反正一来走亲戚就钻进大姑家。
我家的日子依旧没有丝毫起色，大哥大嫂一去杳无音信。娶嫂子的时候，又欠下了外债。50多岁的父亲，病越发的严重，后来甚至不能到学校教书。冬天犯病的时候，全靠母亲步行十几里路，顶风冒雪去给父亲买药，又苦又寒。
头几年，小姑来走亲戚，还会提些点心到我家里小坐一会，但是尽量避免同我的父亲正面接触。母亲里里外外忙碌家里穷事，也顾不上那么多。后来小姑再来，干脆躲起来不让我们家里人知道，到了庄子就钻进了大姑家，我们家里人也是从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两个小表姐的口里知道小姑或者小姑父来过。
一度为这事父亲暴跳如雷，还让大姑传话给小姑，骂小姑六亲不认，不认穷亲戚:“猪尿泡打人不疼气人疼，有本事一辈子别登我家门。”
也不知大姑传没传话，反正小姑依然我行我素，一年到头少有在我家露面，父亲母亲只在过年时会带我们去小姑家走亲戚。
我们家委实太穷了，父亲在学校也没多少钱拿回家。家里的房子到处漏雨，有的地方房顶都露了天。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子里面也下大雨。有时候，下大雨的夜晚，我们睡觉总是心惊肉跳，一个晚上我们要把床挪好几个地方。 家里盆盆罐罐都接满了水，许多年来房子漏雨捡瓦路都是父亲母亲的心病。印象中还是对下雨深恶痛绝，盼着念着啥时候能住上不漏雨的房子。后来我们住上了楼房，在我心里已是心满意足了。——终于不漏雨了。
每年初冬的时节，母亲赶在霜降前，把地里的萝卜白菜收回家。家里都会把所有的缸洗干净，大大小小腌有四五缸咸菜。
漫长的冬天来了，那是我们整个冬天的食物，厨房里锅台上总会有一大盆没有多少油水的黑乎乎乱哄哄的咸菜。我们用咸菜就着米粥度过个整个冬天，就算有点豆腐，或者少得可怜的肉，也只给长年吃药打针的父亲补充一下营养。
我们偶尔能够打打牙祭也只有逢年过节。年成好的时候，也正赶上家里的猪正好没有生病死去，无论养多大都能够杀一个年猪，再熬一锅红薯稀饭，算是欢天喜地过了个喜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