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持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念，认为好人必有好报，坏人必有恶报。这固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但在逻辑上却难以自洽。现实生活中，好人蒙难与坏人得势的例证比比皆是，若试图以因果报应来论证道德的合理性，极易被残酷的现实推翻。一旦发现做好人未必能获益，甚至可能付出代价，基于利益交换的道德信念便会瞬间崩塌。
关汉卿的窦娥冤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非仅因它书写了冤案，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道德命题。窦娥一生严守道德规范，做孝女、做贤妻、做节妇，处处行善，最终却蒙冤赴死。她在刑场上的控诉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荒谬，那便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窦娥的遭遇无情地粉碎了好人必有好报的幻想，证明了道德行为无法以现实的利益作为保障。
孔子在陈蔡之围时，面对子路君子亦有穷乎的质问，给出了一个极富深意的回答，君子固穷。子路的发问代表了普通人的困惑，既然做好人，为何还会陷入绝境？通常的解释逻辑往往会诉诸于来生，诉诸彼岸世界，用来生的福报弥补今生的苦难，以此来维护道德的公平性。宗教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这也是宗教产生的原因。最终，孔子并未选择用彼岸的虚幻许诺来安抚弟子，否则孔子就将成为教主而创立宗教，孔子直面残酷的真相，指出君子本就可能陷入困顿，道德之行并不承诺世俗利益。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没有好报我们也要做好人。
孔子的回答剥离了道德的功利外衣，确立了道德的纯粹性。如果做好人仅仅是为了好报，那么道德便沦为一种投资行为。真正的道德自信，在于即便面对命运的不公与现实的困顿，依然选择坚守道义。这种选择不依赖于外界的回馈，而是源于内心的价值判断。
我们做好人不应是为了获取回报。正如哲学家哈维尔所言，我们选择做好人，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好人。这一选择不关乎利益，不关乎交易，仅仅是因为我们坚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唯有超越功利的算计，道德才能回归其崇高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