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先生此书在世已有六十五年了,先生一去也有二十七年了,某不才,粗粗泛读一次,于17年末,断断续续的读过了一个月,短短百页书,胜过无数言语,不曾细细品读,不敢妄言,知先生。只能说,我知道了些什么,先生之教诲,如高山流水,又如市井小调,令人羡慕不已。自愧,穷其一生,也难达到先生一半的水准。
先生用汉、唐、宋、明、清的体制来大体叙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利弊,简单明了的语言来概括历史走势,先生从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来进行评价,对于政府组织如何由三公九卿向三省六部再向行省制的变化进行了论述,把每一个官职的职责所在解释的淋漓尽致,先生看待中国政治体制完全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每谈到一个问题,对于问题本身,从来源,当时的时代取向来看待,而不是像我们有时候对待问题的那种偏见,例如对于八股文的看法,对于中国专制体制的看法等等。中央集权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制度是现实的,实在当时,所产生的,它的产生,是有它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以及它的影响的,或者说它产生了,就有它存在的意义。这就是钱老在书中多次提到要把自己放在同一时代去看带这个历史事件,比如看待政治制度的发展,九品中正制,八股文等等
再说中国在秦汉时期,拿中国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是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虽然在封建末期,我们的皇权愈加的控制朝廷,导致了一系列近代危机,为后话。但确实是,中国古人在建立制度的时候的本意为分开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也就变了。老先生也对宰相的权利就字意来看的,“宰”为内,“相”为外,宰相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蜕,但正因如此,所以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有管及皇帝的家务。这可能是一大演变到后来的一种原因,始皇帝在制定三公九卿时,就官名就不难看出,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但终究是,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
在看看我们最伟大的创造之科举考试,“考”指考绩,“试”指试用。科举之于唐代,就像高考之于当今,但究竟此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要以治病,亦以起病,所以后世在不断的进行变革,一直到它变了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得本源,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也出现了如今的情况,求官者多,得官者少,就会有大量人员闲住,在解决这个问题又想分权的情况下冗官就对应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宋朝,我也就不多说了。
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租庸调制中蕴含了因果关系,从秦汉不断屯兵,赋税,土地与人的关系,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历朝历代也各自的方法,但无一例外的在后代看来都是失败了的,就当时而言,却有很远的影响,就像全民皆兵还是全兵皆民的转变,这个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与教训。
每一项制度直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
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的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打倒,其实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间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