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笼-框架”是默认陷阱的前提
“鸟笼效应”是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1842-1910）提出的一个规律：如果一个人买了一个空的鸟笼放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过了一段时间，他要么会丢掉这个鸟笼，要么买一只鸟回来养。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心里先挂上一只“鸟笼”，再不由自主地往笼子里放“小鸟儿”。
人们对于怎样做事情的正当性往往不予认真讲究，却将信念、目的、自我得失、道德等放在首要位置。即默认了出发点的正当性，就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结果符合我认定的正确性，就可以违反程序公义。
“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这种力量比深思后的解释、民族性和个人喜好更加强大，我把这种力量叫做“默认值”：一旦有了默认值，就照着它去做。”
我们内置着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种针对不同行为和选择的预设偏好。
在我们的头脑中固置了无数的对应着现实生活中各种状况和问题的“鸟笼-框架”（默认值），预备着在问题出现时立即启用已有的反应式。
其中的秘密就是：地位和角色的影响力既是依靠权力行使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概念框架的“鸟笼效应”展示出来的：
“皇帝这个政治角色已经具有它可期望的规约性，他的权力与义务都已经由历史经验的累积，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有了相当确定的模式。因此，一旦黄袍加身，新天子就可以从这个早已被大家所习惯去尊崇的皇帝名号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权威性。”
通俗地说，就是“皇帝”这个词语概念在众人心里唤起了一种神圣恐惧的威力，即使像对待明代那些目不识丁的、懒政嗜玩的皇帝，那些学富五车的士大夫文臣和出生入死的武将，一样跪在他的面前战战兢兢。这就是“皇帝”这个名号的“鸟笼-框架”效应之作用力。
“名号”或名词概念皆有一种“语境默认”的价值定性和影响力，这是文化心理在众人心中的默认值之影响力。
“鸟笼-框架”的风险在于它的预设固置效应，从而产生一种使你被动的状况，于是渐渐从俗、从众和从权地默认。
人性有很多“被动的形势就范”，是由默认心性和语境默认规则所决定的。
我曾经讨论过有一种默认陷阱是将他者对你讲的故事当成是真实的事情，使你或者陷入一种是非漩涡之中，或者成为舆论站队的背景群众，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称为“默认叙事真实性的陷阱”。
这种默认陷阱同样基于强有力的“鸟笼-框架”效应：你不自觉地被亲密关系或利益共同体的立场“绑架”，你的共情感，人情面子或话语权优势，就是预设在你心中的“鸟笼-框架”。
服从于顺从效应就是服从于固置了的“鸟笼-框架”。你会对它时时加以维修和加强，以语境默认的方式对它连绵式地渐进生成。时间越长，默认值越巩固。越固置，就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既定信念。于是进入重复状况：“确认偏误是一切思维错误之母”。
我们为了维护自己既有立场的正确性和自尊，会千方百计地持续为既有的默认值而努力地“确认偏误”。
这就是基于“鸟笼-框架”默认值所造成的默认陷阱之谬误。
一旦陷入负面的“鸟笼-框架”，我们被陷入默认陷阱的频率就越高，变得愚昧的可能性就越大。
于是出现一种状况：以心中的一种“鸟笼-框架”为自己的意识活动预设一个表态姿势，给自己一个交待的理由，然后在无意识的深层默认一种权宜便利的实用主义行为，以逃避理性的审视、监督和干预，从而获得自我通行的自由权利，以应对尴尬的两难困境，因此光明正大地获得政治正确的权利而同时也获得功利性的成就。
在人性缺陷之下，基本没有尊重和渴望接近客观真实的动力甚至能力。
乔治·莱考夫说：“认知科学发现，框架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顽固的框架跟事实不相吻合，那么，人就会抛弃事实，保留框架。”
我们心中的“鸟笼-框架”是这样的东西：信念和目的、结果和成功的定义，它们都是主观性正义的东西，你之正义可能是对他者的邪恶。换言之，这些只是一些“竞争性的真相”而已，未经证伪的价值即是个别人或某种人的偏见而已。
所以由“鸟笼-框架”之默认值来决定对事实的判断是一种“主观真相”，它违反你所信奉的正义感。
不哗众取宠、不过度报道的新闻就不是新闻，这也是人们默认的一个惯例。没人会继续追究真相。
世人想要得到真正的真相是很困难的。人们的潜意识并不想要那些艰难甚至无法证实的信息，人们的急躁脾气导致从来都不会延缓思考，不会慢慢等待更多的新信息和完整信息出来再行判断。人们只想得到所需要的、适合我的框架的材料，所以遇到最简单快捷和最容易论证自我社会-政治观念需要的材料就会马上拿来，装进自己的“鸟笼-框架”中，以满足自我情感冲动和宣传打击的需要。
媒体塑造的是一种竞争性真相。
这说明了多样化的“竞争性真相”之存在首先令我们可以发现各种沉默的证据，有利于建构一个接近事实本原真实性的可能性，特别是提供了让人们从各个角度去观察认知一个事实的反思机会，从而有利于我们重新确立更优的价值观。
种种“竞争性真相”自由地竞争着令我们可以完整认知一个事实，而不会让我们变得狭隘和偏激。将多元观察的“竞争性真相”之结果加以修正和综合，可以得到尽可能接近最大化程度之客观性的整体真相，那就是合适的真相。
这是好社会所具有的一种优势。一个好社会就是由法治保护人们成为“探索者”去证伪和建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