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与“思”
作者：威宁路风华
微博 2017-05-02 16:39
我不是诗人，甚至没写过一首像样的诗。
按理，我这样的人是没资格谈论诗歌的，然而，我却始终执拗地认为，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他（她）自己的诗，以及其对诗歌的看法，因为，在我看来，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存在于这世间的，她只不过是借助于那些所谓诗人的心把她流出来而已，此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然而，我们需明白一点，再妙的手也得以心为起点，亦得以心为归宿，从这个角度讲，“有心者”皆可成为诗人，这样说来，写诗其实不难，难的是拥有一颗写诗的心！我虽然算不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心人”，但“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此一想，我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诗歌了。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的本质是道说，“道说”向人类传达世界的本真存在，道说是无言之言。其实，我们平常所“熟知”的说、听、写蕴含着陌生的“思”的深刻问题，西方哲学20世纪的“语言转向”就包含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国先贤如孟子、庄子都曾相当深入地涉及这些问题，尤其是庄子，既看到语言的遮蔽性，又洞察到语言作为构造世界的“道”之环节的重要性。海德格尔从对传统“逻格斯”（相对应于中国哲学的“道”）的解构中，开辟出新的视角，他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里的语言是“道说”的语言，是诗化的语言。
海德格尔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其后期论著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总是能成为他所要表达之思想的传神之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的几篇演讲或论文中他关于诗之“语言”乃至全部语言（道说）的沉思，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思想：语言是自行道说的，它揭示出了那自身遮蔽着的“存在”，这样，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了。
现以荷尔德林的《人，诗意的栖居》为例来作一番简要的分析。原文如下：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其实，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名扬四海，要感谢海德格尔，感谢他对此诗作的精彩而又深刻的阐释：
“作为人居于世界之家这一尺度而言，人应该响应这种感召：为神建造一个家，为了自己建造一个栖居之所”，“如果人作为筑居者仅耕耘建屋，由此而羁旅在天穹下大地上，那末人并非栖居着。仅当人是在诗化地承纳尺规之意义上筑居之时，他方可使筑居为栖居。而仅当诗人出现，为人之栖居的构建、为栖居之结构而承纳尺规之时，这种本原意义的栖居才能产生。”
海德格尔借诠释此诗之名来解读其存在主义，又以“存在”的维度来解读诗，这是海德格尔艺术哲学与众不同的地方。显而易见，海氏的这一个“存在”，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为神建造”的那个“家”，如果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的的语境里，这个“存在”与“道”相对应，他以诗的多维语言去诠释隐藏在万物深处的神性，去揭开这一“存在之真”的神秘面纱，以达到他自己所信仰着的“此在”的彼岸。在海氏的论著中，他反复强调的是“筑居”与“栖居”的不同：“筑居”只不过是人为了生存于世而碌碌奔忙操劳，“栖居”是以神性的尺度规范自身，以神性的光芒映射精神的永恒。
张晓风说，“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除了用这诗化的语言，还能用什么来表达这种情怀呢？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岂能是用通常意义上的逻辑思维所能明了的——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若想领略这个世界，就得借助智慧之羽翼：其中一支叫“领悟”，另一支叫“体验”。
“我在”是一个多么有深意的词啊——“我思故我在”！这表明，我们不同于简单的动物，我们是会“思”的人，什么是思？思就是领悟和体验，是对神性（道）的领悟和体验！人，诗意的栖居，这里的人，就是“我在”，海德格尔在诠释的是理性的“我在”，却用了超理性（不是“非理性”）的情感语言：“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为了人的栖居而对神性尺度的采纳。”“诗首先让栖居在其本质上得到实现。”“只有当诗发生和出场，栖居才会发生。”这就不得不让我想起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的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因为“思”，所以“在”；因为“思”，所以“诗”。
以下，再以一首中国诗《见与不见》为例来说明“思”与“诗”的关系问题。原文如下：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 相爱
寂静 欢喜
很多人都把这首诗解读为一首情诗，这本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林黛玉”，那么，我就来谈谈我心中的这个“林黛玉”吧。
在我看来，若只把这首诗当作一首情诗，那就未免暴殄天物了，因为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道诗”！“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这“我”是佛祖所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我”，是“佛性”，是“空性”，是“道”！唯佛性（空性、道）方能“不悲不喜”、“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舍不弃”！我以为，此诗以“情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旨在教导众生要以思念情人一般的心情来求道，但若众生痴迷不悟，“道”亦“不悲不喜”、“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舍不弃”！她仍在“那里”敞开胸怀等着你的归依。正如庄子所云：“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这就是说，我们在求道的过程中，你求得到，它不离开你；你求不到，它也不离开你。你知道它，它也不增加一分；你不知道，它也不减少一分。所以“如求得其情与不得”，不管你能否得到它，知不知道它，悟不悟得到它，都“无益损乎其真”，都不益于它，也不损于它。因为真如本身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我想，这才是对这首《见与不见》的最好注解与阐释。
通过对以上两首诗的解析，我们也不难明了：没有“思”便不会有“诗”，这思，诚如上述，是领悟和体验，是“冥想”，是“禅思”，绝不等同于简单的思考。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思”呢？答案是，我们需要借助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象思维”。这一概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树人先生（老树）提出来的，但不代表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一思维方式，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可混淆。
“象思维”是一种动态的、整体的、原发创生性的、较之“概念思维”而言有着更本原、更具基础地位的思维形式。此处之“象”，指老子所谓“大象无形”之“象”，或指王弼所谓“尽意莫若象”、“意以象尽”之“象”（《周易略例·明象》），它是人类最早产生的思维形式，也是最富于原创的思维形式，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它是相对于“概念思维”而言的，概念思维把思维对象视为现成的、对象化的、静止固定的东西，相反，“象思维”的思维对象却是非现成的、非对象化的，并且是处于生生不已的创生动态之中的，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象思维”有着灵动性与创生性，这是其与“概念思维”最为本质的区别所在；同时，“象思维”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不妄加分别，也就是不受语言和概念的影响和局限，而直接回归到具有“原发创生性”的“原象”本身，这种思维方式将个体（小宇宙、小整体）和大宇宙（大整体）完全融会贯通，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既然是一个“整体”，就不可妄加分别，这正是“上德无为，不以察求”的意思，这里的“不以察求”，即是在整体的动态中去不加分别地“观”，因此，“象思维”可在语言和概念无力涉及之处游刃有余，此正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
这里的“象思维”不等同于艾青在其《诗论》中所说的“形象思维”，尽管有相通之处——他的“形象思维”是相对于“抽象思维”而言的，而“象思维”是相对于“概念思维”或者“逻辑思维”而言的，此处所指的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意思，亦绝不是说“象思维”是毫无逻辑地、非理性地胡思乱想（可参考上文的论述），关于这点，非有哲学素养和宗教情怀的人不可理解，这就让我想起了丰子恺的观点：学文学的人必须研究宗教，因为宗教在文学之上。
为什么学文学者必须研究宗教呢？在我看来，一个人必须得有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方可算得上一个有担当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不是说非得信什么教，那是形式上的、表层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你的心中是否装得有天地，装得有众生！一个人的格调和境界全在此处，他的诗歌（当然可以是其它艺术形式）的格调和境界当然亦全在此处，关于这一点，是绝不可、也不能自欺欺人的。
作者附言：以上，已简明扼要地谈了诗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亦即诗与思的关系，限于篇幅和个人学识的问题，其中难免会出现偏颇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海涵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