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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明朝第八代皇帝在他幼儿时期已经经受了给他的性格留下伤痕的各种痛苦经历。当他父亲英宗皇帝于 1449 年被瓦剌蒙古人在土木俘获时，他不到两岁。在随之而来的国家的严重危机中，英宗被他的异母兄弟景泰皇帝接替。一年后英宗被遣回北京，但在七年中被幽禁在皇城中与外界隔绝和严密防卫的地方，不能享受一切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他的儿子在 1452 年被废除皇太子的身份，而由景泰皇帝的儿子代替；他然后与被废的皇后（不是他的生母）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生活条件很艰难痛苦。当 1457 年一次政变使他的父亲重登宝座和消灭他的叔父时，他年九岁。他又成为皇太子，以后的七年他在这样一个朝廷中长大：在那里冲突造成了迟迟不会消失的忌妒和报复心理，冲突的一方是他父亲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通过支持他叔父当皇帝在 1449 年危机中拯救王朝的人。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映迟钝，说话严重地口吃。据说他父亲怀疑他的智力和治国的能力，但被一些大学士所说服，他们认为如果合法的继承受到干扰，王朝的稳定会遭到损害。当他在 1464 年登基时，他已把原来侍侯他祖母的宫女万氏纳为宠妃。当时她 35 岁，年龄比他大一倍。她控制着他，操纵皇室和内廷的成员，并随心所欲和无原则地对行政施加影响。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没有保持过去的派系仇恨或寻求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他重视朝廷中的正直和干练的官员，但是他也几乎不加鉴别地使用为人卑鄙的侍从，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对待朝臣（不论是好是坏）的好恶也是任性的。他尤其不愿意对后妃及通过她们抓权的外戚、卑鄙的宦官、谄媚者和冒险家的事务严加控制。不能说他们控制了他，可是也不能说他尽力对他们严加约束。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皇帝有点反常地与他们一样贪婪；于是，他为了增加自己收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让他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进行贪污活动。早期明代国家的健全的财政基础已经被英宗皇帝的愚蠢的军事闹剧和建设计划所削弱。到他儿子的统治时期，皇帝及皇室需要更多的钱。从没收阴谋反对过他父亲的一个宦官的巨额财产开始，他把土地充公以建立巨大的皇庄，从中收取的沉重的地租直接入了他的私囊。一名御史指责道：四海之内皆陛下所有，奈何与民争利？他对这种指责置之不理，于是使这种做法变本加厉。朝廷的一些奉承者从统治者的贪婪中得到了启示，把免税的皇庄或（皇帝赏赐的）庄园骗到手中。明朝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平庸之君引起的，他在财政管理方面不去请教政府的专门人才，或者交有关各部和司署处理。万氏的腐化的追随者为她想出了一套办法，在封官、发准许证和赏赐皇恩时绕过行政活动的正常渠道，但不论朝中的政治家们多么有力地谴责，皇帝却拒绝干涉。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人们经常注意到，明代的开国皇帝并不十分信任他的官员，所以不让一个负责任的内阁制度发挥作用。所以当他在1380 年取消了宰相之职时，他实际上不过是使制度的现实与他的理想的观念以及他作为皇帝的活动相一致。在他统治时期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几代继承者更愿意把权力委托给别人，但是机构的变化则没有形成，所以不能提供一种宪制的基础而把负责任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宰相或任何高级的顾问集团。明太祖留给其继承者的《皇明祖训》明确地禁止这样做。结果，每一代在位的皇帝不得不参与无数的日常行政活动，这样做需要他掌握情报的详情，然后相应地作出决断。这种情况当然是不现实的。永乐皇帝精力充沛，有高度理性，并且只对行政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北方边境的军事问题）感兴趣；他已经开始了把行政权力正式委托给受信任的文官的过程，这些官员包括主要的部（吏部和户部）的尚书，特别是委托给翰林院的七名年轻翰林学士组成的集团，他们因自己的学识和机敏而被他选中。他还承认他对宦官（他皇室的奴仆）的依赖，这些人中有的通文识字，并且专门受过行政的文牍工作的训练。经过了已形成的明初政治的黄金时代，在1425 至1435 年的十年中，他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组织内廷顾问的这一精选的集团。依赖这些人（这时他们是权位较高的翰林院官员）的格局很明显地形成了；他们最后都拥有内廷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他们在外廷各部同时拥有较高的官阶。担任高级职务的任期从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一直延续到第五个十年的三杨（死于1440 、1444 、1446 年），集中体现了这种发展，并且成为后来明代政府出现的一种非正规的内阁制度的象征。

明代朝廷上的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作他的父母对待，把父母当作叔、婶对待。但是对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 12 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 1472—1529 年）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于整个帝国，到 17 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作法。

1528 年 6 月，皇帝惩处了所有在朝廷关于大礼的争论中反对过他的官员。杨廷和被正式判处死刑，但是皇帝减轻了他的刑罚；他的官阶和特权被褫夺，他被贬黜为平民。他的长子杨慎（ 1488—1559 年）已经被谪戍云南的一个偏远的边境哨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级朝廷官员都丢掉了他们的职位，所有年资浅的官员都被褫夺官阶，贬黜为民。他们的刑罚从来没有被减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这些官员特别排除在外，任何为他们说话的人都立刻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