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的努力程度，仅仅停留在了适可而止。
两年前我在图书馆偶然看到了一本写陈虻的书，《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久久的震撼，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而我20多岁的生命轨迹，从那一刻也开始了转变。我决定考研，方向执意选择了纪录片。一年自我折磨似的从零学起，辛苦谈不上，更多的是没底气。但心里还有热情，也就一路坚持到了最后。
如愿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进入复试，面试的老师得知我此前并无相关经验，一脸嫌弃。现场尴尬万分，我几乎是落荒而逃。这种刺激是致命的，却没有就此让我丧失决心，相反竟激起了我的斗志。几乎是赌气似的，非得去实习一次才甘心。
工科学校出身的我，连一堂正经的新闻课都没上过。现在回想，彼时的冲动与热情未尝不是一种任性。那个时候已是毕业季，同学们纷纷投简历找工作，而我却在为如何得到一个媒体实习的机会发愁。到哪里去找实习的报社呢？查询了各种渠道，报社一般只接受新闻学院的学生实习，而且都是学校出面安排。我苦思无解，热情消退了一大半。
偶然一日，已在报社工作的高中同学谈起他从前在大学的实习经历，说他都是自己去查媒体人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地联系，总会有单位需要的。我于是也开始效仿他的方法，联系了周边地区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发了无数的信息。漫长等待后的某天，终于有一个报社的编辑说可以去她那里实习。
我当即收拾行李，只带了简单的换洗衣服，就孤身一人去了合肥。这样仓促和草率的决定，并没有阻拦和顾虑。其实不是没有恐惧和退缩，但在那样的当口，只是一种急于证明。
租住了一间简陋的合租房，陌生环境下的我固执坚强，沉默不发声。抵达的第二日就去了报社报到，清早一个人在楼梯拐角的台阶上等待，大雨滂沱，我穿着裙子瑟瑟发抖地等待了两个多小时。我相信一定在某个瞬间，我开始后悔自己这奋不顾身的决定。
带我的老师还没正式见面就接我出去采访，急匆匆地跟她前往医院。是一桩蓄意谋杀案，却因为地方势力的介入无人问津。一对夫妇夜归被人砍伤，凶手竟然是积怨已深的邻居。到达医院的时候，受害者的家属呼天抢地，乱作一团。采访就在电梯旁的长椅上进行，丈夫重伤未醒，妻子哭着向我们回忆事情的经过。老师示意我录音并作记录。我手忙脚乱地记下一些关键词，耳边嘈杂的吵闹声令人心慌烦躁。做完采访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下午两点，老师和我在一家面馆各自叫了一碗面。吃完就赶回报社写稿，查资料找案例，一声不吭地待在电脑前。我用尽书本所学不过写出简短的消息，老师没有言语。一直到晚上八点回到住处，又收到老师的信息：记得找新闻线索。
一天的实习下来，我的大脑受到了狂轰滥炸，俨然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另一个自己。我觉得累，觉得失望，还是所谓梦想的幻灭？
那个时候又恰好在准备毕业论文的答辩，白天结束工作，晚上回去还要接着改论文。为了赚取一点生活费，周末的时候几乎是从早上一直做翻译到深夜，连午餐都省略。有时候临时接到老师的通知，会立刻要打电话做采访。稿子写得匆忙，老师看了以后对我说：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太低了些。我羞愧难当，对自己失望透顶。也一定哭过，不过是在导师催论文电脑却突然出了故障，我一个人背着电脑在夜晚一家家地寻找电脑修理店却遍寻不到时的绝望。压力大到智齿发炎，肿着脸在大街上找药店。
不外出采访的时候，就待在报社里打各种电话，做电话采访。我从来都不是能够在陌生人面前谈笑自若的人，紧张怯懦却还是硬着头皮做了一个又一个采访。身患白血病的儿童，身患重病的花季少女，火车上伸出援助之手的医生，好心的公交车司机。我们从未谋面，却也相遇。
那个在火车上为突然窒息的老人做心脏复苏的医生在深夜回我的电话，我本来已经睡着，又坐起来听他说事情的经过。他刚刚结束一个手术，声音很疲倦。我的声音也很轻，沙哑着嗓音跟他聊。我问他为什么要帮助那个老人，他淡淡地回答道：“不为什么，那个瞬间，只是医生的本能。”
昏昏欲睡的我，瞬间清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