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室作为专门的饮茶空间，进而发展成为精神空间，是茶之内涵“由艺进道”的高度体现。从茶室的结构、功能以及传承和演变中，可以反映出茶道的内涵及发展状态。

我国早在茶文化兴盛的唐、宋时期，茶馆大量出现，形成了专门饮茶的公共消费空间。但是，从居家环境中开辟出来的独立的茶室，却未曾看到记载。当时形成的茶文化只是作为生活茶饮的大众文化，即使被上流社会追捧，也只是一种雅好，是文化生活的附属，并无专人研习并以传授茶的道艺为职业。

随着饮茶的讲究及内涵的发展，在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茶艺并走向关照内在、借以修心的茶道思想。与之相适应的茶空间也走向独立的小空间，并有着独特的茶文化底蕴。

在明代，茶室逐渐独立于厅堂、书房之外，成为专门的饮茶空间。文徵明的《品茶图》中，我们能清楚看到草堂茶室布置精简，无杂陈，别于日常起居生活的屋舍。茶室屋顶以茅草覆盖，有墙及木质结构架，简朴至极。茶室分两间，主室为品饮室，面积不过六七平方，一面敞开向自然山水。室内一矮桌，两圆凳，结构简洁、素朴，无其他家俬陈列。桌上一壶两杯，一书卷，十分清净，是纯粹的品茶空间；饮茶者，主客两人，对坐品茶清谈；侧室为茶水间，茶童在泥炉前烧水，旁桌上放有茶叶罐，窗户敞开面向自然，右侧似有通道出。草堂茶室外，林茂松清，景色幽致，室内精简质朴，文徵明题诗云：

碧山深處絕纖埃，

面面軒窗對水開。

穀雨乍過茶事好，

鼎湯初沸有朋來。

体现了明人茶室布置及茶道思想中对精、俭、清、雅的追求，无论是茶室陈设，还是环境的选择，都实在是古今理想的茶室。

与此同时代的日本，从中国引入茶道后在茶室设计上从借鉴中国逐渐走向日本本土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式风格茶室。在日本要成为著名茶人的必备条件之一是：有一间独立的茶室。可见茶室对茶道研习的重要性。日本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和千利休先后对茶室的结构建造甚至尺寸和布置提出标准，并发展了茶道程式及思想。

一直到今天，观中、日两国的茶室，其茶室与茶道的发展状态互为表里，有很大的统一性。日本茶道有严格的程式和规则，并以家元制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千利休时代创建的茶室仍然保留，并作为茶室的经典。日本茶室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有明确的说明，乃至行走的路径，甚至露地上飞石的铺设，都有讲究，在每一个细节上体现茶道思想。比如，茶室原本有两个入口，分为宽敞的“贵人门”以及平民矮小的“窝身门”，厕所以及洗手池都有贵贱之分的两处设置，茶人珠光、利休等茶人将茶室改革，取消了贵族专用的茶室入口、厕所、洗手池，只保留了平民用的低矮的茶室入口、名称粗俗的厕所和蹲身使用的洗手池，以此来表达茶道的平等思想。日本茶室中类似这样通过茶室构造及功能来表达茶道思想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土墙、原木柱子、壁龛、茅草天花顶、采光的窗以及空间大小等，都是通过茶室来传达“侘寂”的茶道思想。

几百年以来，茶室成为日本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发展成为精神空间，是人们面对内心、修养、正道的归处，并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茶人”，上升为一门高度的艺术，形成流派并代代传承。

日本茶道以“规范”“程序”为标准建立的秩序，虽然很好地传承下来了，并且流派众多，但是受制于“规范”的形式几百年的传承中逐渐走向注重形式及礼仪的僵化，反而少了些灵性与自由。茶室标准的建立，虽然能更纯粹地演绎茶道思想，但是建构茶空间每一个元素最初的本心，却会在结构形式的维持下失去生动的灵魂。以画家和书法家等文人为主的日本煎茶道，则反其道而行，不受形式的约束，提倡更为自由茶道形式。

中国茶室，虽然在明代已高度形成，如上文提到的文徵明《品茶图》中的草堂茶室。甚至后来的日本茶室与文徵明时期的茶室在整体风格以及内涵审美上有极为相通之处，可见日本起初对中国茶室的借鉴。然而几百年以来中国并没有形成类似日本茶室那样的标准化和规范性，这与中国茶道一直以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无定式、无定法的现状极为相似。

虽然明代有形成纯粹的茶室，但主流文人雅士的饮茶空间更多的是在书房、庭院、厅堂里面，与生活起居空间密切相容。就像饮茶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生活调味剂或者艺术的附属雅好，而非独立的专职艺术，这也使得纯粹茶室在成形后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从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的独立茶空间。即使有标准茶室，融儒、释、道为一体的茶艺也不会固守既定的空间形式，因为每个中国人骨子里儒、释、道思想占据的比例不同，甚至一个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儒、释、道思想对其影响的比例也不同。儒家的礼仪规范、道家的本真自然、释家的顿悟修身三种文化融汇的中国茶文化注定有不定性的多种可能。

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国茶文化发展未能达到日本茶道的高度的表现。其实不然，这也恰是中国茶文化最生动、最有活力的体现。

近年来，茶生活美学走进人们生活，茶室空间也大放光彩，茶文化与多元的现代价值观相融合，让茶空间的表达有更多的可能。人们对茶空间的探寻，正是对茶道思想进一步深入与系统发展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