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享受自由，突出的一点是批判权贵的自由。
鲁国正卿季平子祭祀祖先的时候，竟然使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这个规模的礼仪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季平子是大夫，只能使用十六人。孔子知道后，十分愤怒，批判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样的事情可以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季氏要去祭祀泰山，天子和诸侯才有这个资格，季氏要去，明显违礼。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冉有，“你能劝说他不去吗？”当时冉有在季氏手下做家宰，冉有说做不到。孔子说：“难道泰山不如林放，会接受季氏违礼的祭祀？”林放是孔子的弟子，曾经向孔子请教过礼的问题。
季氏想讨伐颛臾，孔子揭露他，“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孙担忧的不是颛臾，而是鲁国国君，季氏干掉颛臾的目的，是避免在与国君的对抗中，颛臾站在国君一边，将季氏反叛之心暴露无疑。
季氏世袭鲁国正卿之职，相当于鲁国宰相，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季氏，还有什么人不可批判。
鲁国最有权势的三桓（三家大夫）家族，当他们祭祀祖先的时候，也用天子之礼，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孔子批评说：“雍这首诗上有这样的话，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的在那儿主祭。这首诗用在三家大夫的大厅上，取的是那一点呢？”
普通的士大夫更不用提了，孔子批评他们：“一点都不心诚，参加祭祀就像没有参加一样。”
孔子的弟子冉有担任季氏家臣，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弟子们说，“冉有不再是我的弟子了，你们可以敲着鼓去批判他。”
不仅士大夫们受到他的批评，鲁国国君也不例外。鲁国国君祭祀祖先的时候，用了谛礼，这也是天子才能使用的祭礼。孔子批评说：“谛祭的礼，从第一次献酒之后，我就不想看了。”因为之后的程序都是违礼的。
不仅本国国君受到他的批评，外国国君更不用说了。齐景公非常富有，但非常吝啬，不顾百姓死活，孔子骂他：“齐景公虽然非常富有，但他死了，没有一个老百姓称赞他的。与此相反，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穷得要死，但老百姓一直在怀念他俩。”
台湾有一个狂人李敖，从蒋介石父子骂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普通政治人物被骂的更多了。但李敖因此得罪人太多，坐过两次牢。孔子牛逼多了，把当时的政治人物骂了个遍，居然没事。
孔子享受的另一大自由就是迁徙的自由。
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贵族，他的祖父在宋国混不下去，只好逃到了鲁国。孔子三十多岁的时候，跑到了齐国，大概老婆孩子没带出来，最终没移民，又回了鲁国。五十岁之后孔子在鲁国从政，得意了一段时间后，政策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受到了抵制，干脆辞职，离开了鲁国，在卫国、陈国、郑国、曹国、楚国…到处跑。这样的自由度难以想象。要不是因为怀念故乡，老婆孩子都在鲁国，估计孔子也移了民了…
孔子这么任性，有制度上的保障。
《孟子》记载：
齐宣王问孟子，君主死后，臣下怎样才能为君主穿孝服。
孟子说：“臣子劝谏要照办，臣子建议要听取，恩惠要落实到百姓头上；臣子因故离开本国，君王要派向导带他出境，还要先派人到他所去的邦国早作安置；离开三年不回来，才收回他的田宅。这就是‘三有礼’。这样，臣子就会为他穿孝服。现在做臣子的，劝谏不被采纳，建议不被听取，恩惠落实不到百姓头上；臣子因故离开，君王就把他抓起来，还想方设法在他要去的地方设置障碍；离开当天，就收回他的田宅。这叫‘仇敌’。既然是仇敌，怎么可能为他穿孝服？”
孟子讲的君主对臣子要“三有礼”，应该是周礼的规定，说明春秋以前，贵族的日子挺好过，但在战国之后这个制度遭到破坏。
不仅贵族有迁徙的自由，平民也有。梁惠王问孟子：“我费尽心力治理魏国，黄河北岸遇到饥荒，我便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同时把黄河以东的粮食运到黄河以北。黄河以东的地方遇到饥荒，也这样办。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事，没有谁像我这样尽心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加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可见各国君主为了吸引移民，也是费尽了心思，但梁惠王如此努力，移民却没增加几个，大概对移民的争夺相当激烈吧。
但这种自由迁徙的日子从商鞅变法开始，慢慢的就没有了。商鞅眼中只有两件事，种地和打仗，其他的行业一概不准。所以，秦国的百姓，不是在地里就是在军营里。老百姓要离开到外地，一定要有路引，就是当地干部开的介绍信。后来商鞅被继位的太子收拾，匆忙逃跑，到了秦国边境住旅店，拿不出路引，店家不让他住，说，“我们商君定的法，没有路引给客人住店，如果客人有什么罪，店家与他同罪。”
住店都不行，更何况混出边关了。商鞅仰天长叹：“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第三个自由是做官和不做官的自由。
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开始后，后人附会后一句话，说读书优秀了就可以做官，前面一句话倒没人提了。
其实这两句话的真实意思是说，做官有余暇可以学习，学习有余力可以去做官。“优”非“优秀”的意思，而是通“悠”，悠闲，有余暇，有多余的时间。
可见古人很潇洒，想出来做官就做官，政见不合不做就不做。但到了帝制时代就不一样了。
朱元璋坐了天下后，请江西名士高启出来做官，高启很感动，以为可以施展平生所学，为天下百姓做点事情了。岂料朱元璋请他出来，不过是为新朝装点门面，虽然养尊处优，实际的事一点不让他干。高启书呆子脾气犯了，干不了事辞职吧。朱元璋一听，非常恼火，安了个罪名，将高启腰斩。给你脸不要脸，岂有此理！
这件事给人巨大的启示，在帝制时代，只有被利用的自由，没有不被利用的自由。
孔子是幸运的，享受了以上三大自由，但如果孔子仅仅享受了以上三大自由，他和大多数的士大夫也没有什么两样，使孔子成为孔子的，是他坚持的关键自由，心灵的自由。孔子坚持道义，不符合自己理念的，绝不勉强。
他在鲁国从政，见鲁国国君与正卿季氏忙着快活于齐国送来的美女和跑马，干脆离开了鲁国。在卫国，权臣王孙贾试探他:“你讨好表面崇高的奥神，不如讨好掌握实权的灶神。”孔子回答：“得罪了天，讨好谁都没用。”
他听说楚昭王礼贤下士，有远大的抱负，不远千里迢迢跑去与他会面，哪知道还没到，楚昭王病死了。他想去晋国实现梦想，到了黄河边，传来了赵简子乱杀人的消息，孔子临河而叹，“壮丽啊，黄河之水，汪洋恣肆，奔腾不己！我孔丘却不能过黄河，这是命啊！”
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有一回碰见了两个隐士，隐士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们汲汲于行道有什么用呢，还是和我们一起隐居吧。”
孔子说：“我怎么可能隐居于深山，整天和鸟兽打交道呢？我不和天下的百姓在一起，我和谁在一起呢。天下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不需要我来改变，正因为天下出了问题，才需要我等汲汲以求道啊。”
孔子的一生，颠沛流离，并没过几天好日子，只要他稍微现实一点，放低一点原则，日子就不会如此辛苦，甚至飞黄腾达。但他选择了一条忠于自我心灵的道路，就象他讲到伯夷、叔齐的时候一样，“求仁得仁又何怨。”我求的是仁，因为求仁，任何的人生际遇和结果我都不会抱怨。
忠于自己的心灵，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春秋时代与帝制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孔子的人格光辉与宽松的时代氛围相得益彰。
没有自由的条件，而要谈批判的自由、迁徙的自由、不被利用的自由，根本不可能。孔子享受了三大自由，但使孔子成为孔子的，是他坚持了心灵的自由。
如果没有三大自由，孔子还能坚持心灵的自由吗？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