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斯玛尔大桥，宽412米，长29千米。它将P城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就像一颗大树的主干。东西半城的其他街道如同主干上长出的枝条，医院、学校、政府、商铺、民宿是一片一片的树叶。而人类，就是树叶上的小小斑点，汇聚成群，形成叶脉。

如果你像我一样，站在桥上向两边看，你就会为眼前景观的巨大差异而感到震惊。

东城区整洁，色彩鲜艳，表现出一种繁荣的面貌。

西城区混乱，破败晦暗，肉眼可见的尘土弥漫在空中。

是的，就是这样，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光鲜亮丽、笑容满面的富人居住地——东城区，和衣衫褴褛、粗鄙不堪的穷人居住地——西城区，被长刀一样的托斯玛尔桥一划，泾渭分明。

P城是水城，河道密集。中部低洼地区更是被草甸和黏重的土地覆盖着，形成沼泽。当时的领导者为了不使P城分裂，（这多有趣，因为事实上正是他的这个决定造成了城市的分裂。）寻找规划师做一份新的城市规划，重新连接城市的东西部分。

于是江渚毛遂自荐，向领导者推荐了自己，并且做出了一份足以覆盖城市进程几百年的城市规划，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托斯玛尔桥的建设。

江渚的辛苦没有白费，托斯玛尔桥的设计方案帮助他一举夺魁。

这位叫做江渚的规划师，是我的祖先。

或者说，是我们的祖先。

至于“我们”是谁，一会儿我在跟你解释。

这件事情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的江渚是国民偶像一般的存在。你简直想象不到他是多么的有名望。

在那个血统至上的年代，他拥有皇室钦赐的爵位，拥有以他出生年月日命名的星球，拥有城主的女儿做情妇。

他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是民意代表，甚至民意本身，所有人都爱他。

他什么都有，就缺少一份伟大得足以记录到史书里的功绩，而他愿意为了这件事，放弃一切。

江渚发誓要建造出一座举世瞩目的长桥，于是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他从27岁（也就是开始实施新的城市规划的那一年）起，就生活在桥上。

当他在桥上定居时，首先是他的妻子和情人随他一起搬到了桥上，然后是蜂拥而来的民众。由于未建好的新桥承载量有限，官方不得不派出军队隔离生活区和托斯玛尔桥——这可能就是日后所发生事情的征兆。

江渚在桥上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任凭P城领导人更换了一届又一届，他始终没有离开大桥一步。

在托斯玛尔桥建成的当天，他倾尽家产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但是参与者寥寥。

我将我听过的几个版本拼凑剪切后，想象的画面是这样的：

当权者的想法改变了，民众是善忘的，江渚已经老了。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托斯玛尔桥开幕式的那一天，场面冷清：工人和工人家属们聚在一起，低声讨论，时不时抬头飞快地瞥他一眼。巨大的红色条幅被风吹动着，鼓起又瘪下。

江渚站在高台上——他为自己设计用来接收民众赞美的专享位置，胸中不甘的情绪浪潮汹涌着。

“我得做点什么，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他想着。

他向众人宣布开幕式推迟半天，傍晚继续。镇定地走下高台，在窃窃私语中挺直脊背，渐行渐远。

他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他已经下定决心。

他穿着这身黑色的礼服，怀里揣着一封简短的个人自叙——你也可以称之为精简版的个人传记，拄着手杖，像一位堂堂正正的英国绅士那样，来到了市政府大楼。

那是一幢白色的、威武的大楼，门口有卫兵站岗。

江渚像一个沉默的骑士，他面对着政府大楼笔直地站立着，双手搭在身前的手杖上。

我试图揣测他那时候在想什么。我模仿他的姿势那样站立着，目视前方，想象那里有一幢白色的大楼。因为它，我失去了自由和富有的生活，但是它又没有兑现允诺给我的承诺：名誉和成就。

我应该恨它吗？还是感激它？我悲惨吗？或者已经获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成功？

这是一场他与它的对话，也是一场他与自己的对话。

他站在广场上的时间并不久（太阳的位置只是稍稍变化了一下），就引起了卫兵的注意，他们大声地冲他吼叫，质问他，靠近他，威胁他。

在这里工作的年轻士兵并不认识他，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古怪的老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规划师。

他们只是按章办事。

但是这种举动无疑促使了江渚的决心，他将颤抖的手伸入怀中……

卫兵开始向他奔跑，并用枪指着他。

江渚掏出了一把手枪，对着白色大楼的顶层胡乱放了一枪！

卫兵开枪了，四五颗子弹穿透了江渚的身体，血喷涌而出，他缓缓地倒在大理石地砖上。

江渚看着空中，象征着自由与和平的城市之旗在视野里飘荡。

卫兵一拥而上，对着他的身体又补了几枪，直到他从细微的抽搐变为完全的僵硬。

卫兵搜查尸体时，搜出了江渚的自白书，里面平平淡淡地记叙了他的一生。与此同时，犯罪专家检查了他的手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在射穿玻璃后，打在天花板上，卡住了）。

犯罪专家分析认为，他并不想伤人，似乎只是以此举为噱头，让托斯玛尔桥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他做到了。

关于他自杀式袭击的新闻在电视上24小时轮播，民众同情他，钦佩他，怀念他。年老者歌颂他，年轻者模仿他。

“一场闹剧！”

这是某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大人物的评语。

“他只是一个滑稽的小丑，以身试法，罪有应得。我们不应该让这种人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那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大人物又说。

于是从第八天起，舆论开始发生逆转。先是官方媒体发表言论，然后是公众人物表态，接着，当你采访政治家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没什么好说的，他只是个普通的恐怖分子，仅此而已。”

民众是最后一部分人，他们是长在河边的苇草，河风只要轻轻地吹，他们就卑微地低下头颅。

你也许会问我，“那其他桥上的人呢？那些工人和女人们？他们怎么说？”

哦，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是“恐怖分子”的同伙儿，被罚永生永世不得走出大桥。

“给他们一个教训。”

某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大人物说。

江渚的一生就到这里了，他死后的尸体也被警察送回桥里，继续服刑。

“这样挺好。”江太太说。她是一个白胖又慈祥的老太太，满头银发，即便穿着过度浆洗的衣服，仍然让人忍不住心生敬畏之感。

据说，那两个送尸体的大兵，一见到她就肃然起敬，束手束脚。他们称她身上有一种“女教师”的气质。

大兵在江太太的吩咐下安葬了江渚，并且在对应的桥砖上刻上了江渚的生平：

世界上最伟大的规划师

托斯玛尔大桥的建造者

我的挚爱

三个孩子的父亲

江渚

“他会喜欢这个的，他总是想当世界第一。”江太太说。

“绝不能让你们干完活儿后饿着肚子离开，天底下没有这样的规矩。”江太太又说。

在她的要求下，两个大兵在桥上逗留了一晚，和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和早餐。

第二天两拨人礼貌告别。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大兵在12年后，自愿搬到桥上生活。“为了凯蒂。”他笑眯眯地说。那时候凯蒂的第一个儿子刚好12岁。

“好事情。有人走有人来，生活就是这样的。”江太太说。

如你所想，在江渚死后，江太太成为桥上众人的主心骨。她乐观又精力充沛，帮助大家规划好桥上的生活。“住宅区和活动区分开，当然还有劳作区。唔，我们给孩子们建一个花园怎么样？”

她的才能不逊于江渚，甚至远超过他，人们怀疑她是为了照顾丈夫的自尊心掩藏了自己的真本事。但是江太太并不承认。“我比不上他，他是最好的规划师。”她总是说。

江太太鼓励大家和过桥的人们交换物资，鼓励年轻人跟桥外的人恋爱、生孩子，鼓励大家学习新鲜事物，积极生活。

“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去工作、去恋爱、甚至去荒废时间，只要你高兴。”这是江太太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因为江太太的缘故，桥上的人们用积极的心态接受了从天而降的命运。他们用自己的才能继续建造托斯玛尔大桥，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房子和公共建筑装饰它，用带花纹的六角砖和花草点缀它。

等到江太太过世的时候，托斯玛尔大桥已经面目一新了。

它依旧恢弘大气，同时又温馨浪漫；它看上去坚不可摧，而且还游刃有余；它终于不再是云端之上冰冷的艺术品，而是人们脚下踩踏着的每一片土地，嗅到的每一缕花香，听到的每一声歌谣。

它活过来了，变成了每一个经过的人的一部分。

江太太葬礼的那一天，住在桥上的所有人（这是官方说法，实际到场的人数远不止这些）都出席了那一天，他们穿着暗色的衣服，目送她被埋在江渚的旁边，属于她的桥砖上写着：

江渚的妻子

“她会高兴的，她那么爱他。”人们说。

这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之前我提到的“我们”是指谁了，和上一句话中的“人们”是同一群人。

“我们”就是生活在桥上的人。是那时候的工人和女人们的后代。是继承了祖先手艺和罪责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我们也同时继承了父辈们的乐观精神和积极心态。

在历史车轮不假思索飞奔之后，P城几经波折，终于固定成现在一分为二的模样。我们，也作为“桥上的人”固定在了P城人的印象中。

我叫江汜，今年14岁，是一个住在桥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