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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完心脏瓣膜的置换手术后，我就向《南方社会》报社请了两周的假。医院给我换的是机械瓣膜，我没想到有一天我竟也需要工业物质来构成我的身体。我不鄙视任何社会进化的结果，进化是我们哺乳动物的智力所不能阻碍的本质行为，进化让我们能够完善国家、社会、组织和家庭的运行机制，进化是一种拙劣的本能，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健康、感情、权力和力气，无非都是起源于进化的念头。可我们终究仅仅是血液的制造者，根据肌肉和神经系统的承受能力来规划每天的堕落，为罪孽的产生和无法救赎的羞愧感而适度惋惜。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和突破解释了人类生存的实质目的——对健康的贪婪，这两门学科认为，人类是具备相信“科学”的冲动的，可是缺乏的是相信“科学”的浪漫主义性质的勇气。所以，我曾经怀疑工业物质在生物有机体内的功能，不是没有我的道理。
作为《南方社会》的记者，长途奔波和无休无止的讲话使我渐渐没了工作热情，与此同时，积压在我心脏中的病灶也一下子爆发出来。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见过太多的人，甚至我也许已经把全部类型的人都见过了。我们起早贪黑，为的仅仅是通过科学发明生产出、引诱出新的惰性，为的仅仅是做好堕落与犯罪的准备。我们都要承认，科学发明的确有它进化意义上的先进性，但却要依靠流氓的自觉意识、不完整的专利政策和法律条文来得以延续。这难道不是人类在戏弄人类自己？这种生理上的智慧和高级生物的性质正使我们变成一群妄想狂，这群妄想狂拥有危险的想象力和不成熟的实践能力，他们开发出一套套学科体系，试图解释经济、金融、化学元素、数学问题、人际关系、宗教文化和政治体制，却没能清楚地解释自己。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嫉妒心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不是知识。知识只是掩盖兽性（例如××）的一整套把戏和魔术技巧，而他们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在这种虚荣心的保护措施上做到了极致，就像他们会戴着×××或是×××去××一样，在享受××的荣誉感的同时又要与低级动物划清界限。
总之，为了让自己休养一下，我给钟万里这个浑蛋打了个电话，打算去他的旅店住一段时间。他的旅店在黄岛区附近的一个叫河岛的岛上，我只去过一次，是他的妻子张敏在他们结婚前就已经在经营着的。我和钟万里是大学同学，从我见到他起，这家伙就摆出一副郁郁寡欢、白血病人般的忧愁姿态。一张典型的亚洲式的脸膛上却总是粘附着一些毛茸茸的黄毛，呈现菱形的、像是因流感或鼻炎而显得红彤彤的鼻子从扁平的脸上凸显出来。他的皮肤是淡淡的咖啡色，而这与他头皮上那一丛茂密的、拳曲的长发格外矛盾，使他像是亚洲人和尼格罗人的结合物。那时我就猜想，在这副邋遢的、死气沉沉的雄性躯体下掩埋着的，兴许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寂寞灵魂，后来我发现我是对的。这个不爱搭理人的浑蛋患有轻度抑郁症，我想这都是那个叫索尔·贝娄的美国作家给害的。大学四年里，我总能从他的附近瞥到一本叫《赫索格》的书，我知道他已经看过几遍了，但是仍然不肯收起来，像是他的埃及权杖或是祈请用的法器。要知道，是这个不折不扣的、以那种潜在的意识流手法来宣扬岌岌可危的人道主义的美国佬催生了钟万里当作家的念头，而且我必须知道，人一旦受制于社会主流文化或是主流人物的影响，要么会变成失眠的小丑，要么会变成满嘴蛀牙的政客，而不会是个作家。排除主观因素，这都要归咎于当权者对城市规划的盲目性和卑微的竞争意识，对经济和物质生活的贪婪心态已经孕育了文化的毒瘤，人们不可能依赖“GDP”来抑制或免于其毒性，而只能秉持着人类自身野蛮的高级生物的身份来适应这种毒性。最终，只能由我们这些倒霉的媒体机构来通知社会，我们高级的机体已经对这种毒性有了免疫力。
一旦考虑了主观因素，上述观点只会变成一堆牢骚。当我看到他在总躺在宿舍的床上，没完没了、日复一日地咬他手上的那丑陋的、锯齿状的指甲时，我就意识到，以后他当不了作家，完全不能怪这该死的城市或是社会文化。毕业后的几年，这家伙一直在一所高中学校里教历史，后来因被学校强制辞退而变成了声称只会写作的无业游民。他和张敏就是在那段时间通过相亲认识的。我身在武汉，对他们公式化的罗曼蒂克史几乎没有了解，只记得他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黄岛结婚了。
张敏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比钟万里大两岁，在三十多的女人社群中，她简直像是个发育不良的女婴。在我上次见她时，她穿着一件像是童装的粗花呢的叶绿色连衣裙，戴着顶缠着红色丝质缎带的遮阳帽躺在旅馆外面的帆布躺椅上，仿佛是蜘蛛织下的一张巨大的网里的廉价布娃娃。她把烫染过的长长的卷发压在脊背下面潮湿而凉飕飕的位置，只露出那张娃娃似的、仿佛是没有经过上帝精雕细琢的脸庞，再由咸涩的、裹挟着辛辣的鱼腥味的海风继续打磨出成年人似的棱角来。钟万里说，她除了营养不良外，还患有乳糖不耐症，在这个糖分泛滥与廉价的新社会，这简直是一种幸运的灾难，至少她的××可以免受被糖尿病折磨的苦楚。虽然在第三者看来，他们两人是健康躯体的牺牲品，但他们似乎没有对此非常在意。更何况与我比起来，他们甚至会觉得幸福。我始终觉得，疾病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最合情合理的逻辑，而且是一种利于纠正社会扭曲心理的恰当发明，至少在不伤害人类这个骄傲的物种的尊严的前提下，它使人类开始学会了反思，使人类那不值一文的智慧遭受了被麻醉、被焚烧的历练。可堕落的生活方式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恒定属性，正如他们学不会感恩一样，他们也从未学会以主人公的身份去客观地评定疾病的价值，他们反思的结果只有对生理缺陷的怨愤，以及抱有对瞬间恢复健康的侥幸心理。要知道，这一贯属于儿童的想法。虽然滞后性的存在让物理与化学研究得以进行，让骨骼石化的过程融进脆弱的地壳里，但这些对活跃在各种私人宴会、奢华的高级轿车车厢以及豪华酒店套房之间的人们来说，不占有一丝价值。这些人要贯彻的，只是优良的、好似具有先进性的拿来主义。从而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几乎没有人去关心滞后性。滞后性平等于自然规律，这就是无数自私鬼们从年龄增长中学到的东西。
我先搭乘隧道3路来到机关东部办公中心，之后又在码头踏上了前往河岛的客船。下了船后，我就被用蓝色的铝板建成的、挤在小山丘上的简易住房狠狠地吸了过去，仿佛那咚咚响的蓝色铁皮就插在了磁场最强的位置。通往这个蓝色秘境的是一条条由鹅卵石、磨平的石灰岩和水泥混合建成的小路，路两旁以及更远的山坡上长满了啤酒花、海棠、石楠丛、连翘以及错综复杂的蕨类植物，树干如同骨头似的、被海风磨得平整光滑的水杉、榉树和橘子树畏畏缩缩地站在我视野的薄弱地带，像是海岛上的一群寡妇。岛上没有悬崖峭壁，没有颀长如脐带的壮丽的峡湾，没有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棕榈树和椰子树，在这靛蓝色的、距离黄岛区不到五海里的大陆岛上，有的只是突兀地伸向海底的岬角、呈现为米黄色且在海面折射的天蓝色的光芒中若隐若现的狭长海滩以及遍地生长的居民房屋和供旅客短期居住的特色旅馆。空气中堆满了从海面上吹来的热烈的鱼腥味和苦涩而清冽的盐味，紫外线明目张胆地穿过稀薄的云层落到地面上、屋顶上、树叶上和晒得黝黑的人脸上，这是一种愉悦的浮躁气氛。在这块被盐水包围的土地上，权力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讽刺，金钱是还没有也不会被发明出来的蹩脚工具，文明早已被砌进鹅卵石小路下。这是让人倍感落寞的地方，这是让人获得自由的地方。
在离河岛镇不到两百米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在镇子入口的一块巨大的、鱼罐头形状的石英岩上倚靠着的钟万里。那种死气沉沉的孤独感始终萦绕着他枯瘦的××，从他被抑郁所麻痹的骨髓里摄取着男性的胆量和生气。在差不多能互相对话的距离，他抬起头看着我，像是一条鳄鱼在伺机狩猎朝他迁徙过来的角马。我吞下一口口水，喊了他一声。
他穿了一件百孔千疮、袖口开了线的军用夹克衫，鞋子是一双普普通通的帆布鞋，挂在他腰间被风吹来吹去的修身牛仔裤还是我上次见他穿的那条，原先浓浓的海蓝色已经被洗成了白色。他瘦得像是被开水泡过的塑料饮水瓶，萎缩而丑陋的躯壳里，只剩下那副没有任何美感可言的、颤颤巍巍的骨架拖着他稀疏的肌肉往前走，丝毫没有壮年雄性动物的威迫感，有的只是那抑郁病患者的紧张兮兮的抵触意识。我走过去，轻轻地和他拥抱了一下，像是在抱着一捆干柴。
“你不能再这么瘦下去了。”我说。
“我也想壮士一点，好让张敏有点安全感。”
“虽然这不是唯一目的，但你这样考虑也只会有好处。”
凹凸不平的鹅卵石小路在我的脚掌下汩汩流动着，直到深入这幽蓝的秘境，我才意识到我这还是在与大陆骨肉相连的海岛上，因为在这里，即使是擅于穿针引线的的裁缝或是眼睛敏锐如老鹰的狙击手，也不能从哪个狭小的角落里找出一点垃圾。破坏环境的行为已然成为一种恶劣的时尚，在有限的道德框架下，这种恶行根本无法得到抹杀。人类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文明的玩具，而且对潮流与新鲜事物的崇拜意识不断地将这种恶劣习惯延续下去，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就在环境保护这件事上，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法律和社会组织也不过起一个有限的、缓冲剂的作用。要知道，人类最擅长的事情除了××，还有用卑鄙的一致行动来掩盖堕落的灵活技巧。而对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土壤盐碱化的解决措施、垃圾的分类与有效回收的关注度以及酸雨频率递增的警示性上，缺乏步调一致的关心。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来寻觅欢乐和打发时间，在对××的处理、开发以及对多巴胺分泌原理的了解程度上，远大于他们本该花在环境保护上的关注度。我常常在编辑文章的时候有一些想写下来而又使我不敢碰键盘的想法，我自己最明白，这种想法的价值，可以覆盖整份报纸或杂志的全部无聊的、搬弄是非的娱乐绯闻或是奇闻轶事。就在环境保护这件事上，就在我和钟万里踩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显得有些恶心的鹅卵石群上的这段时间内，我必须向众人表明我的态度——本能促使人犯罪，而令所有人类引以为傲的道德准则，却从来没有底线。
张敏的旅馆开在河岛镇的边缘，用绿漆刷过的橄榄木大门朝向正南偏西的方向，仿佛是在监视着连云港市。细长的门梁上还留有春节前贴上的墨绿色、绛紫色等其他颜色的门笺的残骸，雕花的木门藏匿在旅馆躯体的腐味中，里面没有太多的陈设，从外面看进去，似乎只有一个光泽黯淡的、脱皮的烤漆木制收银桌摆在那坑坑洼洼的地板上。陌生而熟悉的腐味，包庇、包裹着木门的腐烂气味，像是机枪似的片刻不停地朝我的身子扫射着子弹。我在门外停了下来，看到张敏像上次一样，躺在不远的岬角处的一张处肮脏的帆布椅上，朝向大海，像是个被蛛网缠绕的婴儿。
我大声喊了她一声，她慢慢地抬起身子，转过头来。
“再晚点来，你就睡沙滩上了。”她兴奋地从躺椅上站起身，然后拖着那副营养不良的婴儿躯体朝我们小跑过来。曾经——至少是她和钟万里结婚以后，我都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是两具格格不入的、都携带着某种毒性成分的××：被自我锁死在郁郁寡欢的状态之中的钟万里寻求的不是结婚对象，而是一个能够替他生活、替他讲话甚至替他死去的傀儡；与“糖分”成为死敌的张敏寻求的也不是结婚对象，而是一个爱情的象征，或者，××的工具？后来我发现那的确仅仅是我自以为是罢了。
“路程稍长，体谅一下吧。”我对她说道。这时她已经站到我们跟前，像是一桩矮小的消防栓似的竖立在我们的影子中间。黄昏逼近的气味越来越浓烈，渐渐泛黄的空气浸湿了她象牙白色的连衣裙。
“尽管在这荒岛上住下吧，”她用营养不良的声音说，“只要你不被大海吃掉，你的心脏就还能活蹦乱跳。”
我跟着钟万里去了我三楼的房间，除了建在远处岬角上的白色灯塔外，这可能是河岛上最高的位置。不大不小的空间里，摆放了一张蓝漆脱落的铁板床，床上铺了一大张军用和体操用的海绵垫子；从香港购置的、浅檀色的簇绒地毯可能是整间屋子里价值最高的物品。除此之外，一副未经装裱、描绘了某处海岸风情的版画挂在墙上，摆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种了些妖娆的豌豆花、木槿花以及小巧的的绒针和山姜。从巨大的地毯下面露出来的、皴裂的水泥地面的裂隙像是白线蛇似的在我的脚下窜来窜去，我把我带来的唯一的一个书包摘下来，扔到床上，然后走到阳台，钟万里以一副畏畏缩缩的胆小鬼神态站在我后面，接着他坐到了床沿上。
夹杂着黄昏的爱欲气息的海风打在我的脸颊上，若果不是那根深蒂固的、固有的鱼腥味，我想我会迷上这种年轻处女肌肤似的、泡沫状态般的触感。我们永远都像对食物和交媾表示贪婪的狗一样，对情感的神秘主义属性和××快感的承受程度上永不满足。这是我们该死的地方，而又是我们不竭生命力的来源。
“所以，”我背着钟万里说道，此时他也许正盯着我汗津津的汗衫，“你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却还是闷闷不乐。”
“嗯，”他声音低沉地说，“其实我觉得大海是最没意思的。”
“为什么？”
“那为什么有意思？”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人的矫情在作祟罢了。
“你有帮一下她招待客人吗？”
“没有，”依旧是低沉的、微弱的哼哼声，“她觉得这对客人没什么好处。”
“也对，他们看到你估计会掉头就走。”
大约过了很久，我完全转过身子来，倚在阳台的铁栏杆上。他已经在我没发觉的时候，躺了下去，两条小腿还站在地上。
“你觉得你会死吗？”他突然问我，而声音显然响亮了不少。
“死？”我问他，“你是说我的心脏吗，那倒不至于，手术挺成功的，我不会死。”
“哦，”他说，“我觉得我也不会。”说完，他突然把手抬起来，放到嘴边，像是大学时那样如饥似渴地咬起指甲来。
“当然，”我说，“你没再尝试过写点东西吗？”我问。
“没有，索尔·贝娄的偶像气质不适合我。”
“也许你该找点别的事做，比如，”我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生个孩子？”
“我们试过，”他从床上坐了起来，佝偻着背部，像是一只对我产生敌意的猩猩，“但没能怀上。医生说，她没有生育能力。”
仔细思考一下，固执己见的人类与缺乏艺术天分的动物的区别在于，生育是前者生存的社会目的，而对后者来说，只是一种本能。潜移默化的目标意识长期蛰伏于人类的基因中，经济社会的运转、政治体制的构建和文化知识、科学定理的创造与传播，都被一种矫情的态度死死地钉牢在“目的”的石板上。可悲的是，作为上述思考的发起者，我也没能逃脱这不成文的宿命——“生育”怎么可能会成为治好抑郁症的良药？某一天，不知缘由为何，人类发明了结扎手术，以满足那些从宿命中成功逃离的情人。但事实上，结扎手术更该应用在那些信奉“宿命论”者的人身上，好阻断一条目标明确的精子和一个随波逐流的卵细胞的秘密结合。当然我承认，这是一种极端的想象，根本没有人会这样鄙视生育。也许真相是，生育也是我们的本能。
他也来到了阳台上，手按在铁锈剥落的栏杆上，大口喘着气。那件仍赖在他身上夹克衫和像是特地漂白过的牛仔裤仿佛是蚕丝一般紧紧包着他。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打开过的红河牌香烟，又从汗衫胸口的口袋掏出一根打火机。我抽出一根烟，递到他胸前。
“我不抽，”他看了看香烟，接着又抬头看了看我，“你最好也别抽了。”
“不至于，”我说，“我又不是肺有问题。”
“迟早的事。”他没精打采地说，仿佛是在吹一口气。
我用两根指头夹着烟卷，试探性地从干燥的嘴唇中间呼出蓝灰色的烟雾。我和那些受到狂热的瘾君子的蛊惑并放弃自制力的吸烟者一样，都迷失且迷恋于这由臃肿的蓝色烟雾形成的虚幻的真空之中。远处氤氲的红色海面上突然升起一排海鸥，应该是海边常见的红嘴鸥或是黑尾鸥群，不过在他们即将转向之前，我就已经不再看它们了。
张敏走了进来，这时她已经套上了一件黑色的无纺布围裙，裙沿附近还印着某个调味品生产商的标志。她叫我们去一楼吃饭，然后嘱咐我今天该早点休息。
厨房兼就餐室在一楼的西北角上。因受潮而变得有些畸形和扭曲的松木门奄奄一息地杵在稀薄的光晕中，生出锈迹的铜制门轴以赤裸裸的姿态引诱我们走进厨房。廉价简陋、布满油渍的锅碗瓢盘摆在灶台上，而碗橱柜里却塞满了一些像是羊角锤、铁钳、螺丝刀或是塑料打火机一类的修补工具。接着是厨房的东侧墙根，一袋敞开口的梨花牌白面粉以及一桶撕掉塑料商标的食用油紧紧贴在一起。而我们的餐桌，仅仅是摆在中央的一张矮小的圆木桌，桌面上摆放着三小碗黄瓜汤、蒸熟的红薯以及一大盘炒蛤蜊。即使大众深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种殖民者式的粗鄙之言，但依赖性对群居动物的损害程度有多少，没有哪个生物学家或是美食家能搞清楚。前者研究的冲动性只是为了填补知识空缺的罪恶感，而后者所谓的研究不是研究，也不具备冲动性和科学性，各种所谓让味蕾饱和、实际上却糊弄人的烹调方法和色泽搭配的科学理论，根本上都源自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兽性。好在我们自己没有发觉这一点，好在我们信奉的安全教条是“懒惰一点吧，好让堕落有机可乘”之类的新社会观念。
张敏在喝黄瓜汤，钟万里也在喝黄瓜汤。病态般的、流动的翡翠色对我没有丝毫诱惑力，有诱惑力的只是那块红薯。也许在手术或经历过被死亡恐吓之后，人就会持续地分泌多巴胺以使自己保持对鲜艳色彩的性冲动——这是最合适不过的说法。于是我拿起那块红薯，准备吃下去。
“空腹吃？”张敏问我。
“至少胃里还有嗷嗷待哺的胃液。”我说。然后我像是渴望得到认同地瞥向钟万里，而他只顾吞咽汤水，机械的动作和姿态使他像是一部生产机器。
“你不该这样糟蹋自己，”她说，“照这样下去，医生马上要进手术室等你了。”
“不至于，”我说，“除了心脏，我身体素质比运动员还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