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案例公司的路上，我的脑子一直在忙，忙着想怎样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解释清楚我的整个评估模型的设计。其中一个难点是：我把在华分销商关键销售人员的有效沟通能力放进了平衡计分卡的总表当中。我怎样才能让这个芬兰部队工程师出身的生产部门经理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并且同意我的做法呢？

半小时以后，我们已经在案例公司的会议室了。我对面只有一个人——就是产品经理，我要用在车上想好的说辞，赢得他的高赞，才可以让我的论文尽快发表。

——杰瑞先生，今年您去中国出差了吧。
——是的。去了好几趟，合作方招待的非常周到，饭局非常有意思。
——我想请问，假如在这个饭局，你听到一声morjes(芬兰语西南地区非正式的蓝领之间的问候语，后来发展成为人们在非正式场合中通用的问候语，有大大咧咧的气质), 您会怎样反应？
——我一定会立刻寻找声源，谁在用这么地道的芬兰语跟我打招呼。
——假如这个会讲芬兰语的人也有意向跟您合作，你会不会因为打招呼的亲近感，而更愿意花时间跟这个人多交流呢？
——那是肯定的，世界上说芬兰语的人本来就少，在中国恐怕就更少了，能够偶然遇到，会更加感到亲近的。
——能够用芬兰语跟您打招呼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销售员的有效沟通的素质，他们的沟通能力让人快速地，不自觉的产生信任感，有效促进合作的达成，所以我把这个指标编写进了平衡卡系统，因为这种沟通能力可以减少时间成本，更大可能有效地促成合作，您觉得怎么样？
——没错！这种能力应该被评估。

略带方言的问候语，帮助生产经理理解了我的意图，并且在一分钟之内通过了这一指标的设定。我想在这个例子中，方言引出的亲切感只是显露出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水下的是：说同种语言的人对于其群体性格和共同文化语境的认同。

同乡会上，素未谋面的人会因为乡音这种语言符号迅速熟络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化语境，推断对方与自己有类似的性格特征，尽管两人之间的性格未必真的相近。

演说结束后，回家跟姐姐语音交流，突然意识到我俩都在用普通话。我们从小到大说的都是方言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自己亲人的交流都换成了普通话呢？

从成长经历来看，这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结果。

我撸了一下，我的语言使用”双轨制“是从小学开始的，学校课堂上讲普通话，课间切换成方言，瞬间切换自如。

后来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控制非常严格，校园内不允许说方言，普通话不过关不允许毕业，所以方言区开的同学从早到晚练习口语，有人背诗歌，有人在有针对性地练习绕口令，忙得不亦乐乎。

工作以后，普通话是工作语言，这是必须的，习惯成自然，在所难免。

从生活的范围推演，这是城市扩张的结果

一直使用“双语”的我，后来有了一个边界的概念，那就是市区内讲普通话，一旦出了二环，就换成方言。说来有趣，当时的石家庄二环以内是各类工厂的聚集地，而工厂的援建者，北京人和天津人居多。当时二环内的原住民，年轻人早早被京津人同化，但是二环外多数还是操着方言的老乡亲。

当时的二环有一个标志性的桥，叫做赵陵桥，每次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桥南还在说普通话，一过桥，立刻切换成方言。奇怪的是，不只是我，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约定，也不是什么俗成，大家自然地就这样做了。

如您所见，城市在扩张，人口流动性增大，为了方便起见，不管外来人口还是当地土著，三环外的年轻人都在讲普通话了，本地方言几乎很少听到。我的子侄一辈基本上已经不会说地道的本地方言了。

高频语言在我们这一代完成了转移

我和姐姐打小一起长大，交流一开始是完全的方言，后来有了二环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即便越过了二环界还是全程普通话。能够约束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只要有家族亲人在场的时候，一定讲方言。

小学普通话的使用时间每个工作日4.5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普通话的使用频率也在增长，工作以后，方言只有周末探望老人偶尔用到了。

我和姐姐的交流最近几年都不再掺杂一丁点儿乡音了，大概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工作语言普通话。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问姐姐，我记得咱们家乡话当中有一个单音词，表示讨厌和蔑视某个人，那个字怎么说来着？姐姐搜肠刮肚了一会儿，想不起来了，我俩都笑了，有点尴尬。

李健在《异乡人》当中唱道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我不想隐藏乡音，尤其是出国以后更不想。可是乡音从我的记忆中自己悄悄地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