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死了。
阿昙看着表姐发来的短信，怔怔的出神。
我的心情是轻松吗？是高兴？还是悲伤？她叩问着自己，找不到准确的词。
他死了。
十一岁的阿昙也要跟他一起入土了吧？
十一岁那个夏天，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进那个房间的——外公的书房。
外公是卫生院院长，是街坊四邻里有名的有地位的文化人，也是母亲那一家子的主事人。可惜，这样一个说一不二的强人，子女却不成材。
小时候，父母都是小市民阶层，母亲起早贪黑忙着摆摊挣钱，父亲早早的买断了工龄，在外地打工。留下一个小小的阿昙，还不到能自理的年纪。四顾也没有可依托的对象，于是，母亲把她放回了自己娘家，半个月才接回自己家一次。
如果她知道这个决定会让自己的女儿变成现在这样，她还会这么做吗？阿昙常常忍不住想。可是后来她知道了啊，那又怎么样呢？
也许是已经厌倦了前半生儿女成群的负累和聒噪，对阿昙的寄宿，外公外婆的反应是冷淡的，除了招呼一日三餐之外，外婆偶尔会管教她的习惯，而外公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书房里不知道忙什么。
小小的乖乖的阿昙，就已经从大人聊天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外公是大家庭的一家之长，父母的医保都是外公在操办，虽然外公外婆对她还不算太严厉，她还是懂得谨小慎微的在外公外婆家过着日子。
后来无数次的回想，阿昙都记不起那天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她只记得，那天很热，知了拼命的叫着“知了知了 ”。她在客厅里摇着蒲扇，穿着短衣短裤，后来怎么就进了外公的书房？他说了什么？是检查身体吗？
他粗壮有力的大手不由分说的盖住了她的下体，毫无商量的余地。
阿昙不敢动，他是医生，又是外公，她知道应该听他的。可是她又感到一种奇怪的别扭，全身发僵，她不知道这种感觉从哪里来。
她杵在原地，垂着头，他把她扭转身去，又“检查”了她的背后。她一动也不敢动，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根蜡烛，没有手脚。而那双强有力的大手刮着她的皮肉。
从书房出来以后，她恍惚了一整夜，有时觉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有时又仿佛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她不懂到底哪里发生了变化，但一股从身体深处钻出来的嫌恶感缠绕着她。
外公没有任何变化，也许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有时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或者，是太大惊小怪？
她不知道该找谁询问，有几次，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她嗫嚅着，捻搓着每一个到了嘴边的音节，最后，还是把它们咽了回去——妈妈如果跟外公吵起来，他们的医保是不是就办不成了？妈妈会不会怪我？
这件事，是不是其实是我的错？
夏天，她在短袖T恤外面套上长袖，汗珠在背上，像油锅里的水滴焦灼。可是她只敢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才脱掉。
她想，也许这样就能避免再次犯错。
然而，这不过是一只小猫小狗躲在桌角的徒劳。这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不会只发生一次。
她觉得外婆一定已经察觉了——她对她越来越没有耐心，常常露出嫌恶的神情。有好几个晚上，她梦见外婆怒火中烧，大声的咒骂着她，赶她回自己家去。她在一阵轻松中醒来，等啊等，梦中的场景却一直没有发生。
“你妈妈多享福哦，老公这么能干！”当她听到邻居张姨对母亲这么说，当她看到孱弱的小舅被外公不由分说地逼去参军，而外婆只敢在一旁抹泪劝儿子听话，她渐渐明白，搓捏着自己的，是这个家庭里最强劲的一双大手，谁救得了她？
“听话！”外公说。
“听话！”母亲说。
在“听话”声中，她熬到了上初中，终于可以去住校了，可是父母还是想她继续住在外公家——食宿费用都省了，还有人照看更放心。
她鼓起勇气跟父母说想去住校。
她以为他们会问她原因，可是意外的是，两个人都没有表示出探询原因的兴趣。母亲只哽出四个字：“继续住吧。”父亲则沉默地看着她，父亲一直是别人口中“埋着头、一天没有三句话”的老实人，但她觉得他看她的眼神有一些奇怪，有她读不懂的含义，她只是朦胧的感觉，那不像一个父亲看女儿的眼神。
她悄悄的攒钱，早饭的两个包子只买一个——中午回家再多吃点。她把同桌用剩的铅笔都回收了——这样又可以省下买笔的钱。
她有一个大胆的计划：攒够学校住宿费，自己搬去住宿舍。
“把你那个死丫头领回去！我受的气还不够吗？！”外婆在母亲在厨房里，阿昙隐约听到了外婆的声音。
她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母亲的回答。
“他是啥样的人，你自己也清楚。”母亲的话音听起来有麻木和无奈。
阿昙没听明白，“他”是谁，是外公吗？
厨房里一阵沉默。
“我真是苦命啊！山鸡下的蛋，孵出来也是小鸡仔！”外婆恨恨的说。
“妈，我也是你生的。”母亲开始有点激动了，“你这么恨，当初怎么屁也不放一个？”
“我嫁鸡随鸡，我有什么办法？！你还回来干什么？！还带个丫头片子又来招惹！”
“这都是命！他逼我嫁的窝囊男人。这辈子我们就捏在他手心里吧。”母亲开始带着哭腔了。
阿昙晕头转向的回了自己房间。
后来，她没有去住校。这个大家庭里，所有人一切如常，包括阿昙在内。
再后来，她就像所有小市民阶层长大的女子一样，长相平平，学业平平，念了家门口的高职学校，上着营业员的班，每天做这个城市公交地铁罐头里的咸鱼一条。
只除了一点特别之处——她一直没有谈男朋友。工作以后，外公已经不再碰她了。他老了，她觉得若有所失。
在安排几次相亲未果之后，母亲也不再管她。
她相到过一个男人，虽然农村出身，但是研究生，在软件园上班，还攒钱买了个小房子——这条件配她绰绰有余了，对方也流露出同样的感觉。她的优势不多：24岁，还算年轻，本地人，长相过得去，有工作。
可是她就是提不起精神跟那个男人打交道，她听到过几次他讲工作电话，斯文、听话，给她的感觉，像一根被人捏在手里的面条。
在晚高峰的地铁一号线上，无聊的咸鱼时间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外公的死讯，让她回想起了这个男人。男人就那么回事呀，她想，也许，应该试试跟这个男人再接触接触？
她贴着门侧的椅背站着，背后的人在车厢时快时慢的节奏里摇晃，推着她一下一下地顶着椅背。
她艰难的扭头看了一下——一个光亮的脑门上残留着几根稀疏的灰发，还是昨天那个男人。他紧贴着她的后背，继续着时快时慢的节奏。她甚至感觉到后腰处的皮肉传来几下轻微的抽动。
她不说话，愣着没动。
旁边没有人说话。昨天也一样。
就像小时候一样，她想。
到站了，男人咳了一声，离开了她的后背。她转过背，刚好撞上了他的目光。他暧昧的冲她咧了咧嘴。
她决定，明天如果再遇上他，就问他要电话号码。
昙花，已经习惯了夜。
很多时候，那些原本由别人划在我们身上的伤疤，因为无人关切，于是慢慢长进血肉里，变成了我们辨认自己的标记。
这是“那些花儿”系列的第二篇。同样来自真实生活中的故事。
生活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生而为女性，她们要面对的，比故事能发生的更多。
